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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5)
《安徽出土青铜器铭文研究》著录一件现藏安徽博物院的甫以公盘,书中认为盘的时代为战国,是甫国国君所作礼器。通过考察盘的器形和纹饰,并联系和分析时代相近的铜盘,此盘的时代应改定为春秋晚期。通过对盘铭重新考释,纠正误释的字。"虖丘"原误释作"甫以公",应读为"狐骀丘",狐骀丘是周代山东小国。器主之名原释作"",应是一从"尚"得声之字。器名修饰语原径直释作"盥",应隶定作"",读为"浣","浣"、"盥"音近义通。器名""所从的"舟"旁可能由"盘"形初文讹变发展而来,也可以分析为"般/盘"省声。此盘应是狐骀丘君尚所作之器,传世的虖君鼎和虖丘尚匜也为同人所作。狐骀丘君盘对研究山东古国史有重要价值。 相似文献
2.
傅修才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5):53-60
《安徽出土青铜器铭文研究》著录一件现藏安徽博物院的甫以公盘,书中认为盘的时代为战国,是甫国国君所作礼器。通过考察盘的器形和纹饰,并联系和分析时代相近的铜盘,此盘的时代应改定为春秋晚期。通过对盘铭重新考释,纠正误释的字。"虖丘"原误释作"甫以公",应读为"狐骀丘",狐骀丘是周代山东小国。器主之名原释作"",应是一从"尚"得声之字。器名修饰语原径直释作"盥",应隶定作"",读为"浣","浣"、"盥"音近义通。器名""所从的"舟"旁可能由"盘"形初文讹变发展而来,也可以分析为"般/盘"省声。此盘应是狐骀丘君尚所作之器,传世的虖君鼎和虖丘尚匜也为同人所作。狐骀丘君盘对研究山东古国史有重要价值。 相似文献
3.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10)
拙文《仓端王义鼎铭文考释》发表后,经除锈等技术处理,又在该鼎底部外侧发现二处铭文:一处位于底部正中,刻有"宣平,南綧处"2行5字;另一处位于鼎腿旁边,刻有"千,一二二"1行4字。这些文字明显具有战国时期秦国文字的风格。文献记载第一任"宣平侯"张敖受封于西汉初年,而鼎铭"宣平"为战国时期所刻,二者出现的时代矛盾,故"宣平"不是"宣平侯"的省称。此处"宣平"应为地名。"南綧处"当指位于南边的校定度量之处所。该鼎原属仓端王义,置放于"敬",后属宣平"南綧处"。"千"为物象文字,与鼎的名义相符。"一二二"为器物编号。 相似文献
4.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0,(2)
本文根据字形比照,将新见铜器鲍子鼎铭文中的"思"改释作"瞏",并将鼎铭与邿子姜首盘铭文进行对比,认为二器中的"及"用法相同,皆应理解为"跟、同"之意。 相似文献
5.
赵庆淼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3)
旧称"微盂"、"微斝"的两件西周早期铜器,乃是卫康叔直系后裔所作的祭器,祭祀对象即卫国的始封君康叔封。以往学者多将器主名误释作"微"。实际上,该字应释读为"髟",综合国族、时代及文字通假等因素来看,其人很可能就是第二代卫君、康叔之子康伯髦。清华简《系年》称周成王、周公迁殷遗民于洛邑,而封卫康叔于"康丘",与沬土簋铭文记载的"诞令康侯鄙于卫"为同一史事。至于卫人自"康丘"徙居"淇卫"之举,则应该发生在康伯髦之世以后。 相似文献
6.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7)
郑义伯铭文中的一些字,旧没有得到很好的释读。如"余以行以"后面一字,旧或释作"川"、或释作"顺"、或释作"征",本文赞同最后一种意见。"即"前一字,旧或释作"酉",或释作"(郑)",本文赞同前一种意见,认为应读作"酒"。"我酒即"后面一字,旧或误释作"浩",或误释作"造"、或误释作"沽"、或误释作"",本文根据相关金文资料指出它应释作"清"。"孙子"后面之字,或误释作"隹",或误释作"唯",或误释作"为",本文根据相关金文资料指出它应释作"是"。此外,还讨论了与此铭相关的一些铭文内容,如国差""字,研究者或读作"静"、或读作"清",本文认为它与郑义伯铭文中"我酒既清"之"清"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词,""宜读作"清"。 相似文献
7.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11)
对两周铭文的宏观规律考察可以推进金文研究。工吴季生匜(《集成》10212)的、王子适匜(《集成》10190)的目前有释"修饰语"和释"器名"两种意见。对两周匜器铭文要素及结构模式的考察结果显示:匜器铭文中的"器物自名"一项皆不省略。据此,此二字更可能是器物自名。对■、■二字前的相邻字"会"、"■"的所有辞例考察结果显示:"会""■"二字所修饰的器名共有"匜"和"鼎"两个。对两周匜器自名用字的考察结果显示:匜器自名不用"鼎"字。综上,■、■应是"匜"的异构或假借字。通过考察两周金文字形的演变特点及所讨论字形的分布区域,可以基本断定二字是"匜"的方言异构字。根据两周"尊"器铭文模式规律,虢叔尊(《集成》5914)铭文最后一字应是修饰语,不是器物自名。虢叔尊是一件媵器。 相似文献
8.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10)
2016年,西安博物院新入藏了12件商周青铜器,均是文物执法部门在打击盗墓的专项行动中从犯罪分子手中追缴回来的。这些铜器年代分别集中于商周之际和两周之际。商周之际的青铜器虽然不能确定是否为同一墓葬,但包含了鼎、簋、觚、爵、尊、卣等当时主要的青铜器类别,不少器物上还铸有1-3字构成的族徽文字。两周之际的青铜器有2件铭文内容相近,可能是同一座墓葬出土之物,铭文中新发现的"醜"字不见于以往所见金文。 相似文献
9.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5)
栾盈缶旧称栾书缶。铭文中误释为"书"的无法隶定的怪字,实为从公、从秉的字,音近借为盈。栾书缶应改名为栾盈缶。关于栾盈的本名,《春秋》经传作"栾盈",而《史记》作"栾逞",《清华简·系年》作"栾"。盈、逞可通假。盈字晚出,栾盈的本名应是栾逞或栾。盈下原释为兄、释己(以)、释老、释巳(嗣)的字,应是"也"字。原释"畜孙"的畜,实是"书"的借字。"畜孙"即栾书之孙。,或释第一人称"吾",应改释虞,即晋人始祖唐叔虞。栾盈缶应是晋人栾盈奔楚后,在楚国所铸。既不是晋国铜器,也不是"流落到楚国的蛮族后裔"所铸,更不是古董商人所伪作。关于栾盈奔楚的年代应是晋平公六年,相当于周灵王二十年和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栾盈由楚奔齐,应是晋平公七年秋,相当于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栾盈缶铸造的绝对年代应是奔齐以前的周灵王二十一年春,周历正月初一。 相似文献
10.
11.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0,(4)
在传世文物与考古发现中带"秦子"铭文的器物有多件。对于"秦子"所指,学者有不同说法。本文结合文献和金文,从称谓的角度分析,认为"秦子"应是春秋早期的秦文公太子静公。 相似文献
12.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3)
秦公簋、秦公镈铭文中"高引又(有)"后面一字,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各家的看法颇有分歧。旧或释作"庆",或释作"麠"而读为"庆",或释作"麐"而没有解释说明,或释作"麐"又把它与"麟"相联系而读为彣,或释作"麐"而读为"灵",或释作"麐"而读为"庆"。从近些年的相关研究来看,此字释作"庆"或读作"庆"已经成为目前最为流行、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意见。本文结合语音以及秦公大墓石磬铭文中的"高阳又(有)■,四方以鼏(宓)平"一句,认为应该读作"令",训作"善",它与"高阳又(有)■"的"■"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词。此外还讨论了与其相关的一些铭文内容。 相似文献
13.
翟胜利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3):146-155
200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征集入藏了1件爯鼎和2件爯簋,它们与此前所见的3件爯器应属同一青铜器组合。国博所藏的3件爯器造型庄重,纹饰精美,且器内均铸有相同内容的长篇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诸件爯器的铭文记载了器主人爯受赐于遣伯、遣姬,因感念其高尚的道德言行,铸作宗庙彝器以奉祀其文考的历史背景。铭中"遣伯""德音""余一子"等称谓、用辞均属金文首见,为研究商周时期的遣氏家族及相关历史、语言、文化提供了新的依据。从几件爯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及等级规格来看,该组青铜器约铸造于西周中期,其器主人爯的身份大致相当于诸侯国封君。 相似文献
14.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3)
"六字刀"是战国时期齐国铸行的一种大刀币,对于该刀币的铭文释读及年代学判断,学界历来争议颇多。目前,"六字刀"主要铭文的释读以"返邦""拓邦"两种说法为主流意见,其时代则大体推定于战国中晚期的齐湣王、襄王之际。从文字学角度来看,"拓邦"说更为合理,但在铭文释读、历史事件关联、解读等方面仍有可补充及进一步讨论之处。包括"六字刀"在内的齐国大刀币铭文均表现出显著的战国文字特色,"拓""邦""长"等刀铭文字也都是非常典型的战国文字。"六字刀"铭文内容与战国时期的齐国若干历史背景可以相关联。"六字刀"反映了齐国中晚期君主励精图治、开疆拓土的进取心态和历史背景,该刀币大致应铸行于齐威、宣、湣诸王时期,威、宣之际尤其值得重视。 相似文献
15.
16.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5)
中国古代青铜器收藏一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征集工作的重点,近年来国博新入藏的青铜器不乏精品,颇具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本文撷取其中六件,作初步探讨:西周早期士尊铸有铭文8字,器主士属于源于地的竹族,世代为作册史官,尊铭为研究商周复合族氏提供了相关资料;西周早期桓父己尊,腹部饕餮纹与鸟纹的组合纹饰值得关注,其主题似源于"神可使鸟"的风俗,而后在战国时期器物上也有所体现及演变;西周早期麤塵甗铸有铭文6字,铭中的""字可作为"甗"字的新证;西周晚期叔带父簋铸有铭文14字,其所饰变形重环纹独特鲜见;杞伯双联鬲铸有铭文20字,为春秋早期杞国国君嫁女的媵器,作为联体器,亦不多见,具有明确的性别指向;王子臣俎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带铭的青铜俎,弥足珍贵,可能是春秋晚期楚国王族某位公子的遗物。 相似文献
17.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0,(5)
师酉盘、师酉簋铭文中过去被释为"身"的字应改释为"瓜",读为"狐"。师酉簋和询簋铭文中均有夷族"弁狐夷",在师酉盘铭中作"弁狐",是指"弁狐"地的夷族。作为地名的"弁狐"可能当读为"番吾",地在今河北平山县一带;"弁狐夷"指居住于"番吾"一带的夷族,或可省称为"弁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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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5)
绍兴塔山甬钟又被称为"自钟"、"自铎"、"之乘晨钟"。由于其铭文无论在文字释读方面,还是在标点断句方面,都还存在着多种不同看法,所以有关该钟器主名字的认定也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器主是"自",有的学者认为器主是"之乘晨",有的学者认为器主是"之乘辰"。在之前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主要做了以下两方面工作:第一,对铭文中在判定器主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的文字,重新进行了详细地考订释读;第二,对徐国铜器铭文中器主自述身世的方式进行了总结,归纳出两种习惯模式,即"徐王/君(某某)之子/孙(某某)"和"某某,余某某之子/孙/甥"。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器主之名应为"之乘辰自",当是与"足利次留"、"乍讯夫叴"、"斯于"一样的"夷式名"。 相似文献
20.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3)
王年、月份、月相及干支记日四项因素俱全的铜器对于西周铜器断代以及金文历谱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年代确定之后,便可以作为标准青铜器,对于西周青铜器断代及构建西周时期的金文历谱发挥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对于流传的所谓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真伪,以及它们年代的准确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取近年公布的四要素俱全的"倗叔壶"和作册吴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进行分析,认为从形制和铭文字体、内容来看,"倗叔壶"的器身可能是在器盖铭文的基础上,结合近年重要考古发现而制造出来的。综合分析作册吴盉的形制和铭文,其年代应相当于西周晚期,与其他铜器系联,可将其年代定在厉王时期。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