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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地区出土，现藏于辽阳市博物馆的《昭勇将军都指挥邓公夫人杨氏墓志铭》，墓志主人为明代辽东将军邓佐的夫人杨氏。因墓志铭成碑时间晚于邓佐墓志，故补充说明邓佐墓志记载内容，为研究明代邓氏家族世系提供可靠的实物资料。以墓志内容与邓佐墓志及史籍文献相对照,就墓志记载中所涉及的相关人物和事迹加以考释，丰富对邓佐及邓氏家族的学术研究成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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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0,(5)
《高涣墓志》近出河北临漳古邺城遗址附近。高涣为北齐太祖献武帝高欢第七子、文宣帝高洋之弟,《北齐书》有传。墓志详细记载了其宦绩功业、卒年及葬地等史实,对北齐政治制度、皇陵及北朝墓志文体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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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12)
隋观德王杨雄墓志详细记述了杨雄的生平历官,补充了《北史》、《隋书》杨雄传之不足。对杨氏世系的记载与史籍相关记载完全相同,也与新见杨绍墓志所载一致,从而表明杨绍碑、顺陵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在杨氏世系中"国"与"绍"之间添加一代"定"是错误的。杨雄长子杨恭仁墓志对其世系记载也存在重大失误,杨绍碑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长孙淑信及王媛华墓志提供了史书缺载的杨雄婚姻资料,杨恭仁为长孙淑信所生。杨雄墓志是已出土隋志中规格最高、形制最大者,保存完好,书法优美,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根据清毕沅记述杨雄墓所在位置,推断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潼关县税村发掘的隋代王级大型壁画墓即是杨雄夫妇合葬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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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宋法墓志及买地券》出土于延安市洛川县杨庄河村,现藏于洛川县博物馆,原作者主要对墓志进行了释读和考证。然而对照买地券拓片,发现可以补充墓志释文中的个别文字著录,这也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对于中国古代买地券的认识,现据拓片予以补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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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照己墓志>是最近出土的重要文献.卢照已是初唐时期的文学家,又是"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之弟,该墓志对于研究卢照己的文学成就,以及卢照邻的家世与生平,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有助于研究唐代的科举史以及唐玄宗开元初年的文学风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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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获见新出土的北齐李礼之和李倩之兄弟墓志、墓记计三方。三方墓志有力地验证和补充了北齐朝陇西李氏的世系、婚姻、职官等情况,并能验证、补充及订正史书的相关记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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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0,(2)
2006年,在河南开封发现了唐代集州刺史韦孝謇的墓志及墓券。李合群、陈文斐对墓志、墓券做了较好的释读,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原录文做一些校补,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一出土材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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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古代墓志发展极其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不管从出土数量还是碑文的字数来说,都是很受瞩目的。这些墓志为研究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志文文字也是这个时期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有重要的价值。《王叔宁墓志》主要记载王叔宁生平、职官和家族兄弟等,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当时的文化。本文从该墓志的释读入手,对王叔宁生平、职官和家族兄弟从史料方面进行考证,运用对比法对《王叔宁墓志》的楷书艺术风格进行分析。主要对墓志形制、纹饰、艺术风格等作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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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2)
《唐上轻车都尉宁裕妻程文亮墓志》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长安区郭杜镇出土。该墓志为比较少见的唐代平民墓志。志主程文亮,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18岁之前度过一段相对幸福的时光。志主一介女流,历经隋、唐两朝,见证了隋的繁华、瓦解,目睹了唐的建国、百废后的大治。志主一生经历开皇、仁寿、大业、武德、贞观、永徽纪年,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五帝,于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在长安光德里家中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葬于高阳原。志主于乱世之中存家,于大治之中勤俭持家,虽为平民,却是那个时代值得敬重的女性。本文对墓志进行释读、考释,对墓主夫妇的生平进行了考证。本志是研究隋末唐初普通家庭妇女生活状态的珍贵资料,同时对唐长安城的城坊研究具有印证和补充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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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县新发现《故野利氏夫人墓志铭》是一方珍贵的党项族女性墓志。志文反映野利氏部族自唐代中期内迁绥、银等州,历200余年至宋初,仍在今横山党岔附近聚居生存。野利夫人丈夫拓跋某,官职为定难军节度押衙、充银州都知兵马使,表明他与夏州李氏存在血缘关系;但他仍然保留了拓跋姓氏,七子字辈与五代以来历任定难军节度使并不一致,显示他应是李氏疏族。结合陕北已出土党项族墓志可知,野利氏与拓跋氏、破丑氏等党项豪族存在密切婚姻关系,可印证党项族内盛行姑表婚文化。此外,志文撰文者与名相王旦的关系、志文的书写体例与野利夫人去世原因,也应予以关注。总之,新发现《故野利氏夫人墓志铭》为研究党项族在陕北的历史活动又提供了一方重要墓志史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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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今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3):77-84
东晋墓志虽然出土数量不多,但制作情况较为复杂,文本层面以外的物质信息同样值得关注。通过分析刘媚子砖志和张镇墓志,对墓志制作过程中涉及的书法稿本和旧碑改形问题能够提供帮助。结合"刻石为识"的结语和出土位置的差异,可以推断出土于墓室填土中的刘媚子砖志具有稿本性质;通过对张镇墓志正面上方残存字画进行复原,并结合碑石的形制和材质,能够与洛阳地区汉碑相关联,发现其可能由南渡汉碑磨平重刻而来,这与吴郡张氏在王敦之乱前后的际遇可相互印证。东晋作为南方使用墓志的肇始阶段,其墓志形态多样,文辞、书法、刻工等均未制度化,因此东晋墓志的研究更需要跳出文本研究的既有路径,在物质层面做进一步思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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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冯氏家族为明清之际山东著名的文学与科举世家,冯溥为其家族的杰出代表人,而关于其家族藏书至今未有人研究,冯溥有《佳山堂书目》一卷流传于世,以书名简目形式记载冯溥藏书,本文试图通过相关文献探讨其家族藏书、刻书情况,同时介绍《佳山堂书目》版本及内容特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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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满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2):47-56
北魏正光五年(524年)《韩玫墓志》所载志主家世、家族郡望及其生命后期的仕宦抉择颇有价值。《韩玫墓志》所载高祖韩苟、曾祖韩元兴,即《魏书·韩茂传》之韩耆、韩茂。韩茂家族并非如姚薇元先生所说出自匈奴族,而应是先被赫连夏政权吸纳,后又进入北魏政权的安定地方汉人豪强。孝文帝定姓族后,韩玫家族进入新门阀序列,志主韩玫即凭依门第入仕。门阀化后的韩玫家族舍弃旧贯,攀附南阳郡望,入唐以后其后裔又改以昌黎为郡望,由此可见北朝隋唐间郡望兴衰之于身份认同的意义。从韩玫生命后期的仕宦抉择,可以窥见高阳王元雍与正光政局关系之一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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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墓志作为一种出土文献,提供了大量唐人、唐代社会和唐代文化等方面的原始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随着唐代墓志的大量出土,其在文献辑佚、校勘、考订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且已取得令人可喜的成果。本文以洛阳及其周边地区二十一世纪新出土唐代墓志为基础,新补唐人著述三十八种,并稍作考辨,以有助于了解唐人著述之风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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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莹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2):75-82
《大元故从仕郎耀州同官县尹郭君墓志》现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该志此前未见著录,其写作时间当在大德三年(1299年)至皇庆元年(1312年)正月间。由志文可知,郭氏家族世居山西太原,后徙至陕西京兆,第五代成员郭时中为关中硕儒,与王天祺、李庭、郭镐并称"四贤"。志主郭汝弼,郭珏第五子,生于大蒙古国贵由汗三年(1208年),卒于元成宗大德三年。幼习儒业于乡贤郭镐、李庭;筮仕安西王府典书,与同僚姚燧、马绍庭交游甚厚;迨元廷分省四川,受知于中书左丞汪惟正,选充行省掾属,是以吏出职的北方低级汉官典型。因史料匮乏,对于郭汝弼及郭氏家族,学界尚无专文研究。墓志详述郭氏先祖及其家族成员基本情况,并叙志主本人生平事迹,为了解该家族、探讨元前期史事提供佐证,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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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艳芳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3):96-105
2019年5月,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征得南宋《关文鉌墓志铭》。志主夫君史珌卿,为南宋右丞相史嵩之之侄。墓志详载关氏家族世系及志主生平,为补充宋史及方志提供了珍贵资料。通过对墓志内容的考释,可补证一些历史现象及事件,如志主曾经历南宋末年台州水灾;其夫君史珌卿曾任职于南宋沿海制置司等。志文反映了志主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志主不仅经历丧子、丧夫之痛,更经历了其夫家史氏的衰落及宋朝的灭亡,反映南宋末年及宋亡后,史氏遗孀的生活状态,为宋史及宋代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该墓志撰写者是其子史益伯,可补《全宋文》之遗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填讳者是《三字经》作者、南宋大儒王应麟,对研究王应麟生平及当时历史有重要价值。书丹者极有可能也是王应麟,这很可能是迄今发现仅有的由王应麟亲笔书丹的墓志铭,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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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福建为数众多的私家藏书快速流落市场。清同治十一年至十三年,浙江著名藏书家陆心源在福建为官期间,开展了一系列访书、购书、借书活动,对闽中故家所藏宋元旧刻、精抄秘本搜访不遗余力,收获颇丰。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梳理陆氏藏书目、书志、题跋及其他相关史料,对陆心源在闽期间的藏书事迹一一加以稽考,既是对陆心源生平研究的有益补充,也可藉此考察近代福建私家藏书聚散的历史事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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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 Kenney 《亚洲交流杂志》2013,23(2):54-74
During the mid‐1980s political pressure upon Chinese journalists decreased, financial pressure upon their newspapers increased and photojournalism gained importance.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content of photographs in three ‘official’ and three hybrid ‘official‐commercial’ Chinese newspapers. Photographs were found to be less important in ‘official’ newspapers. Subjects and values of concern to government and Party leaders appeared more frequently in ‘official‐commercial’ papers. This study also shows that in a period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diversity exists in photographic news content and that photographs frequently serve public interests.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