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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本文着重从中印佛教思想文化交涉的視角,揭示因果報應論所包含的人本論、因果論、生死觀和來世觀等哲學内涵,强調因果報應、三世輪回說是一種以自我道德行為來改變未來生命的理論。由於這種理論把道德律和自然律結合起來,作為一種社會行為準則,而為廣大佛教信徒所接受,成為中國古代儒、道以外别樹一幟的人生理論,而發揮了補充儒、道思想的作用。文章通过與中國固有的報應觀念和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兩方面的比较,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所受中國本土的分命說、天命論、神話、傳說、泰山崇拜、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和心性論的影響,同時又構成為對中國固有報應觀念乃至宗教觀念的重大衝擊,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是既繼承又區别於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的帶有自身民族思想色彩的獨特學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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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話禪的興起与禪宗重視公案有關。唐末僧人希運論述了看話禪的基本内容。宋代僧人宗杲繼承了早期禪宗的基本思想,主張通过直觀參究公案中禪師的活句答語,解決修禪者的思想認識、禪境體驗和生活實踐诸問题,為看話禪成為宋以後禪學發展的主流奠定了基礎。元代僧人原妙主張以参究公案中的問話取代参究答語,强調在修禪過程中排除一切雜念,保持一種如癡如呆的精神狀態,反映了元代僧人們注重個人隱修的特點。明代僧人法藏比较明確地指出了看話禪與其它各種禪法的區別,强調向傳統佛教靠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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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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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与侠——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於刀光劍影中渗透着中國文化精神,此乃武俠小說的特殊魅力所在。本文着重論述“以武行侠”觀念的形成,以及武俠小說中俠客行俠所倚仗的“劍”的文化内涵。侠客的打鬥能力,大致经歷了一個從“寶劍”到“寶劍 暗器”再到“寶劍 暗器 内功”的發展过程;逐渐由技能轉為修養,由技擊本領轉為武學境界,由注重物質轉為突出精神。与此相關的,是打鬥手段的表演成份、觀赏價值及倫理化倾向。而這一切,都使得武侠小說日渐文人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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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道一及其門下所創建的“洪州宗”是中唐大曆、貞元、元和間最重要的南宗禪門派,馬祖一系的禪思想是慧能、神會之後最重要的南宗禪思想,馬祖禪在中唐取代荷澤禪成為南宗禪的主流,是禪思想史上的大變局,至此,中國禪才徹底擺脫了印度禪的籠罩,奠定了中國禪“自然適意”的基調,可是,歷來研究者對此都没有足够的認識。本文上篇《中唐南宗禪史實考辯》以大量资料對馬祖、石頭兩系的關係、馬祖門下衆弟子的禪史意義與地位、马祖禪與荷澤禪在中唐的矛盾等問题進行了考證,指出石頭一系在中唐前期並未開宗立派而是與馬祖一系共屬一派,後世燈錄所謂“兩系五家”之說多系宗派門户自尋祖系的偽造,馬祖門下以智藏、懷暉、惟寬最為重要,後世燈錄以百丈懷海為首只是由於他們弟子後世大盛而造的自尊門户之说,中唐前期北宗、牛頭、荷澤、洪州雖四支鼎立,但南宗正脈只有荷澤、洪州兩家,而荷澤、洪州兩家則在互相排斥中一衰一盛,終由洪州一系充當了曹溪正宗。本文下篇《從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則从禪思想史角度考察了慧能、神會以來南宗禪思想的變遷,指出“即心即佛”這一簡約化的命题是南宗禪共有的思想命题,它關涉到禪宗佛性論、修習途徑、終極境界各方面,但是由於慧能、神會時代《楞伽》思想與《般若》思想的(扌羼)雜,“即心即佛”的内在理路存在着重大闕失,直到馬祖道一及其門下,才以般若之“空”與老莊之“無”為基礎克服了它的缺陷,而“即心即佛”的命题也隨之讓位於“非心非佛”,禪思想史因而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一變化在中唐乃至整個文化史上都有重要的影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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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妙之门——北极与太一、道、太极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本文詳盡地考證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神話學、哲學及巫術的四個根本性概念北極、太一、道与太極,指出這四個概念在語義上的互通來源於感覺上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之所以在中国古代人心目中產生乃是由於它們的確有一個共同的淵源,即它們都出自古人對天象的觀察、想象、體驗及模擬,這一奇特的文化現象在中國古代的發生与整合,使中国古代的科學、宗教、哲學乃至巫術等各個本來差異甚大的領域竟有了一個和諧秩序与內在邏輯,並强有力地影響了中国古代思維模式。因此,中國古代對以北極為中心的天象的觀察、想象、體驗与模擬,有可能是使中國文化迴異於其他文化的一個“众妙之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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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有關學者的專題研究,中國上古刑罰的原始意義和機能,在于把惡人逐出社會①。這應是中國法源意義上的一個特點,但這裏似乎還可以補出相應的另外的一個方面,即維護部族共同體的團結。因為說到底,將惡人逐出社會,最終目的不外乎通過純潔部族社會,增強族群共同體的凝聚力。 在《尚書》文獻系統裏,我們看到將惡人逐出社會,可以概括為兩個類型:一個是精神上的放逐,即斷絕其與上天的聯系;一個是肉體上的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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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侖文化向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問題,這種文化現象來源於先賢爲觀象授時的需要而形成的對太陽的認識與觀測。事實上,對空間和時間有意識地規劃不僅是人類知識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同時更是他們創造文明的最早成果,這意味着古人對於决定時空的太陽很早就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誠然,從原始思維的角度講,没有理由相信先民會從一開始就懂得天上只有一個太陽的事實,而一定認爲太陽的數量無限,這種對於無數太陽的認知表達就是十日神話。然而太陽如果成爲古人確定時空所觀測的標准天象,那么它就只能有一個,因爲天象觀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假如每天出升的太陽不同,這種不能基於同一天體的觀象工作就將毫無意義。顯然,觀象的需要使古人必須完成從無數太陽到只有一個太陽的認識轉變,后羿射日的神話即反映了這種認識的飛躍,這奠定了昆侖文化的思想基礎。古人以“昆”訓比日相同,以“侖”訓倫次,所以“昆侖”的本義就是每天倫次而出的都是同一個太陽,此即昆侖文化之淵薮。因此,昆侖文化其實是一種擺脱了原始思維的太陽崇拜文化,其天學表達即是昆侖三天,其政治表達則是昆侖地中,其宗教表達便是昆侖升仙,這些内涵完整地構成了中國傳統的昆侖文化,其形成時間約在公元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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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譜,花譜,艷絕秦宫歌舞。幾多玉暖香温,惹得游人斷魂。魂斷,魂斷,紙上呼來如見。[清同治]羊城聽春樓主《調笑令》二十世紀的學者在研究清代戲曲評論著作一一尤其是京劇在北京的強勁崛起之後的戲曲論著時,往往都要面對一個尷尬:清代的戲曲論著很不能說是少,至少是比曲論相當繁榮的明代在數量上多出許多,但是讓學者頭疼的是,其內容跟明代士人之熱衷於考字論調,校聲度曲的興趣卻很不一樣,往往很難準確地把它們定義為戲曲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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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六法”為我國古代重要的藝術理論,自來論者甚多,目光大多集中於首法“氣韻生動”。本文作者指出,“氣韻生動”無疑為“六法”之靈魂,但其他五法亦有相對的重要性。“傳移模寫“雖居“六法”之末,亦不容忽視。作者認為:(一)依據史實,“传移模寫”作為一件藝術事業,歷代均十分重视,(二)“傳移模寫”之方法与觀念,實隨繪畫創作之發展而衍變。繪畫由工筆發展為“意笔”,“傳移模寫”亦由“工整的臨摹”衍變為“寫意的臨摹”,而後者實質上是一種对於原作的“譯解”,甚至近乎音樂中之“演奏”。此種衍變,體現着我國繪畫發展趨於深化,同時亦隱伏着停滯不前的危機。文中略述西方繪畫中有關臨摹的情况,以作參證比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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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若望本人是一名傳教士,但他在明清鼎革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具有多重的角色意義。他因擅長天算推步和掌握制造火炮的技術而见重於中國最高當局。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和清初的順治都与他建立了極密切的關係。特别在顺治親政時期他穫得了一名西士在中國所能獲得的最高榮寵。他是明清鼎革的歷史见証人,同時也是顺治崩逝以後清朝上層權力攘奪的犧牲品。作為一個歷史角色,湯若望本身的角色意義常常為衍生出來的外在角色擔當所掩蓋,在角色与角色期望之間充滿了矛盾。 湯若望整整四十年的曲折豐富的在华經歷為研究者留下不可窮儘的課题。論者有的訿議他在華的工作不夠理想,甚至责難他没有利用自己的方便條件促使崇禎和顺治兩位帝皇皈依上帝,这種看法恰好是未能理解湯若望的本身角色和角色期望之間的矛盾。如果說他没有成功,那不是他的过錯,而應該從中西不同的信仰原則中去尋找原因。如同許多學者所指出,中國人的宗教觀念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能不能叫没有宗教,尚待商榷,但認為中國文化的人文特點並不以確立終極信仰為條件,則是無可争辯的事實。也可以說我們重視崇拜,不重視信仰。不敬祖宗的罪过比褻凟神明要嚴重得多。從根本上說,中國缺少有利於宗教發展的合适的土壤。佛教所以能夠在中國立足,那是因為佛教經过了漫長的中国化的过程。佛教的本義是使未覺悟者獲得覺悟,基督教則可以說是覺悟後的信仰。佛教是自性假定,从自我出發;基督教是他性假定,从上帝出發。佛教追尋的是果,基督教追尋的是因。比较起來佛教更接近中國人的傳統思維特性。正因為如此,我們寧願撇開困擾明清之際各派傳教士之間的“禮儀之争”,而對利瑪竇開其端、湯若望继其後的探索基督教与中國固有文化相融合的嘗試,給予高度評价,並充分肯定湯若望在這探索的路上所扮演的多重角色的意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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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厚先生認爲西方由巫術發展出了科學和宗教——兩個世界;中國則“由巫到禮”,“禮”雖理性化了,内核還是巫史。神明是巫術逼迫出來爲我所用的功能性概念,中國文化只是“一個世界”。孔子“釋禮歸仁”,把巫史傳統塑造成了“文化心理結構”,中國文化與哲學就完成了。故中國文化與古希臘及西方完全不同。本文認爲中西文化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中國的巫文化亦發展出了科學。立足於靈魂和信仰上的“天命觀”亦是兩個世界。哲學之“純思”的“本體論”思想,中國與古希臘是大同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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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經由中西哲學的宏觀對比,指出華人文化傳統所重視的在“生生之德”,是“天地人交與參贊而成的總體”,而强調人與世界的相互迎向下,而着重在真存實感的根源性感通,而其内聖外王的架構,亦須得置於此來理解。這一生生之德的傳統,它强調的是“我與你”,這樣的主體互動感通、和合爲一。相對而言,西方文化主流傳統所重視的是經由一“主體的對象化活動”對於客觀對象的確認,人之做爲理性的動物,經由“我與你”這樣的存在樣式,而開啓其主智的傳統:再者,作者指出西方神秘主義傳統和中國的生息感通的傳統雖亦有其可會通處,但因爲理性的樣式不同,其中亦自有其異同。又西方近代哲學自笛卡兒(R.Descartes)標識出“我思故我在”以來,便轉而形成一外顯的理智主義傳統,這可以説是西方現代性的起源。經由對比性的思考,我們可以衡定中國哲學中的人文主義和西方哲學中的人本主義之異同。最後,作者指出“覺知”是從“意識之前”到“意識所及”的過程,“覺知”不只涉及於方法論,而且是存有論的問題;吾人經由“覺知”,穿破表象、進到實象,即此實象即是本體。如此之覺知,是一根源性的、實存的、感通的契入,這便是生生之德、存在的道德真實感的“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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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學術界,常會談論一個問題:天台宗是不是中國佛教的第一個宗派?三論宗、禪宗都會出來争奪這個“第一”,各有各的理由.如果僅僅為了宗派上的優勢地位,那就是門户之見,不值得多說.之所以還要談論此事,我所關注的是中國文化的開放性:從中國佛教的宗派史看,外來文明如何進入中國的思想主流,并且形成新的文化傳統?佛教的傳入,在南北朝、隋唐形成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有所謂中國文化的“印度化”進程,這幾乎可以說是中古社會的“新文化運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