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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皇帝宗庙礼制考论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郭善兵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6(3):11-16
东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中后期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庙议后,宗庙之制有所变革,表现为：变以往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除殇、冲、质、灵四帝外,其余东汉诸帝庙皆谥以“祖”、“宗”庙号,宗庙毁庙礼制废而不行。直至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重新实行皇帝宗庙立庙、毁庙礼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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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善兵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4(1):5-8
南朝宋、齐、陈三朝遵循礼书记载的“天子七庙”之制。但他们所建“七庙”，除包括在位皇帝的高祖父之祖、父以及高、曾、祖、父六世“亲庙”外，还包括上述三朝为开国皇帝已经去世的配偶修建的宗庙。笔者认为，宋、齐、陈之所以将女性宗庙列入皇帝“七庙”中，不过是因时适宜，为折衷古礼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冲突而采取的权宜性举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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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超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39-48
圆丘祭天、宗庙祭祖分别象征了继承天命的天道秩序和世俗王权的人间秩序。明堂既是祭天之所,又是布政之宫,其建制、礼仪素无定制,历代皇帝、儒生亦皆因时制礼,遂致争议不断。隋唐之初,明堂礼尚且能遵循古制,至武后擅权之时新创圣礼则实现了天地合祭。从牛弘、宇文恺、魏徵、颜师古等人明堂方案上看,隋唐明堂建筑形制、明堂礼典施行的论争本质是权力之争。从礼仪空间上看,隋唐明堂祭天礼秉承天上秩序象征“天子”统治的合法性,宣读时令、举行朝贺又象征了人间秩序“皇帝”权力的正统性。武则天明堂沿袭魏徵、颜师古“义以随时”“自我而作”“圣情创造”的礼乐美学思想在形制、礼典上有所创新。武氏明堂的完成把儒家礼乐美学对明堂的想像付诸实践,终结了隋唐儒生明堂建制的论争。这一过程表明专制社会国家礼乐体系服务于皇权,国家礼制建筑、仪式空间体系的最终完成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识。这也是隋唐礼制建筑与礼仪空间所表达的主要美学观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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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号庙号始于西汉，止于清朝，是封建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的名号。一般开国的皇帝称祖，后继者称宗，如宋朝开国皇帝赵光胤称太祖，其后的赵光义称太宗。也有个别朝代前几个皇帝皆称祖，如明朝朱元璋称太祖，其子朱棣称成祖。但是，在隋以前，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庙号，因为按照典制，只有文治武功和德行卓著者方可入庙奉祭。唐以后每个皇帝才都有了庙号。谥号是后人根据死者生前事迹评定的一种称号，有贬褒之意。所谓“谥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谥号有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有臣属之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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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庆元 《初中生世界(初三物理版)》2009,(6):28-29
庙,进行供奉和祭祀的场所。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宗庙,即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处所。如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七庙”即天子的宗庙,《礼记·王制》中也有“天子七庙”之说。“七庙隳”即天子的宗庙被毁灭,也就是国家灭亡的意思。在封建时代,皇帝死后就在太庙立室奉祀,并起一个“庙号”。如李世民的庙号为“太宗”,赵匡胤庙号“太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的庙号则是“圣祖”……当然,并不只有皇室才有宗庙,其他贵族也各有自己的宗庙,称为“家庙”。所以《春秋谷梁传·僖公十五年》说：“天子至于士皆有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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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中国传统建筑的伦理内涵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彭晋媛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3-19
中国传统建筑“内外有别”、“尊卑有序”、“宗庙为光”皆源于传统伦理规范——礼。笔将“礼”梳理为礼俗、礼法和祭礼三个层面，进而分别论述了礼俗与“内外有别”、礼法与“尊卑有序”、祭礼与“宗庙为先”的关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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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号庙号始于西汉,止于清朝,是封建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的名号。一般开国的皇帝称祖,即太祖、高祖、世祖。后继者称宗,如唐朝李渊称高祖,其后的李世民称太宗。也有个别朝代前几个皇帝皆称祖,如明朝朱元璋称太祖,其子朱棣称成祖。但是在随以前,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有庙号的,因为按照典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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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良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0(6):93-95
考西汉乐官，分为太乐、乐府二署。太乐主管宗庙之乐，隶属奉常(太常)，汉初即已设立；乐府主管郊祀之乐，隶属少府，系武帝时所置。《史记》、《汉书》有关武帝以前“乐府”活动的记载均系泛指，实际上它们均是指太乐而言的。虽然“乐府”之名秦时已有，但西汉乐府为武帝所建，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实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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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友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9,(8):61-63
人口与国家税收、徭役紧密相关,所谓“民数为国之本,庶事所自出,以分田里、令贡赋、造器用、制禄食、起田役、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即从“分田里、令贡赋、选器用、制禄食、起田役、作军旅”的角度出发,封建国家十分注重对户籍的统计和管理。从西汉对人口进行全面统计并留下相对可靠的统计数据开始,历代相沿,且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文献典籍上留下的关于中国古代人口统计方面的完整而系统的数据也是一个例证（见下页表1）。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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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宇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6):52-56
用币是先秦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分为“朝币”、“享币”、“酬币”、“劳币”等几种形态。经迂对礼经本、金和简牍的梳理，说明用礼币制在西周时期便已开始推行，直至战国，甚至西汉前期，还得到广泛地使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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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谦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
汉武帝罢黜百家，建立起大一统王朝的国家宗教，但其郊庙礼乐制度多依据神仙方士之说，不合西周古制者甚多，于是在西汉中后期兴起了一场以复兴古礼为目的的儒学复古运动，其高潮便是“元始改制”，其结果便是王莽代汉。王莽虽然身败名裂，但“元始改制”的成果，西周模式的郊庙礼乐制度被东汉王朝承袭，并成为历代郊庙礼乐制度的正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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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鼎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93-93
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植根于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法社会。祖先崇拜观念在古代中国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祖先崇拜抽象观念的物化形式,宗庙即是古代中国用于祭祀祖先的礼制性建筑。古代中国自早期国家形成时起,就对不同等级的宗庙庙数、祭祀仪节作出种种规定,并逐步形成了内容庞杂、严密的宗庙礼制。周秦以后,帝王宗庙制度成为国家的重要典制之一,对中国历代历史文化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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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4):133-133
宋以后的徽州,奉行朱熹所制《家礼》,婚冠丧祭都是遵行文公家礼。直至民国,徽州的礼节还是以朱熹的《家礼》作为依据,渗透于各个家庭。《茗洲吴氏家典》一书就是根据《家礼》,结合本宗族的情况,规定了冠婚丧祭的礼节。作为子孙后代遵行的法典。《休宁范氏族谱》“祀礼”中具体规定：祭祀尤当严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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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一百多年前，西汉大臣、大名鼎鼎的政论家贾谊向文帝献《治安策》（一名《陈政事蔬D，深得文书嘉许。贾谊在此洋洋洒洒六千余言的策论中，为汉王朝的“事势”（已形成的形势、局面）严峻却未引起朝严重视而“痛哭”、“流涕”、“长太急”，继而陈述自己的政见，希望皇帝采纳。历史是一面镜子，贾谊的治安导论对于我国当代治国安邦的政治思维，仍具有启发意义。一、贾生为何“痛哭”、“流涕”、“长太息”？贾谊在最初的政治生涯中曾向皇帝请更案法、立汉制，并以此举得获公卿之位，但对他的卓运政见“大臣多短之”，因而他被贬为长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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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国家”以礼为干,是“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的文明实体。“事天”突出的是人对天的依赖关系,社会组织属于“古文化”,表现为以天为王的“宇文国”。“事地”突出的是人对土地与财富的依赖关系,社会组织属于以土地为域的“方国”,表现为“社稷国”。“尊先祖”突出的是人对祖宗的依赖关系,社会组织是以祖为尊的“王国”,表现为“宗庙国”。社会组织进入“宗庙国”阶段,在礼制上就表现为宇文、社稷、宗庙三位一体的“古代国家”。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