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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制度定位:反思与前瞻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林喜芬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5(2):12-17
随着宪法化理念的深入,当前我国刑事程序学界主张将刑事程序权利予以宪法化的呼声渐成主流.但宪法化本身也是一种资源耗费.着眼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国际通行立法例均将其定位为立法位阶而非宪法位阶,因此,并非所有的刑事程序权利均需要宪法化.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应当走"立法化"而非"宪法化"的制度进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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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性证据的辨认和鉴真是美国证据法上的一项重要规则。在法官采纳展示性证据之前,证据提出者必须证明其所提出的展示性证据就是其所主张的那些东西而不是别的,这一证明过程便是展示性证据的辨认和鉴真,它是展示性证据可采的前提条件。作为一项旨在为证明奠定基础的证明性规则,辨认和鉴真是证据法向证据提出者施加的一种负担。尽管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定了几种辨认和鉴真的方法,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有必要将其类型化,因为辨认和鉴真规则构成诉讼证明之基石。 相似文献
3.
聂申国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15(4):68-70
文章对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和原因做了深入剖析.由于立法上的选择性冲突和缺乏对证人出庭的相关保障,从而导致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同刑诉法对刑事庭审方式的重大变革不相协调.文章进一步对建立和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进行了大胆构想,包括立法上的完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采用、证人权利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及法制宣传的加强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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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是非常丰富的,但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并不完善。上诉权应当是刑事被害人的一项重要权利,而现行法律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并未作任何规定。不赋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以刑事上诉权,不仅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保护,而且常致刑事司法于被动境地,不利于矛盾纠纷的根本解决,有悖司法公平、公正。作者认为,要在刑事诉讼中平等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应当对与被害人上诉权有关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一特别是对“上诉不加刑”原则、诉讼结构平衡理论、刑事公诉案件求刑权的归属和权利与权力相制衡问题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剖析,并从立法上进行疏浚．维护司法公平和社会稳定。 相似文献
6.
戴小强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3):15-20
晚近20年来,犯罪化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重要特征,积极的刑法立法观在我国确立。这主要表现在我国不断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以及加重了某些罪名的法定刑两个方面。社会现实不断发展,司法权和立法权配置失衡是我国采取积极的刑法立法观的主要原因。积极的刑法立法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但是,对积极的刑法立法应当有所限制,使其处于一定的边界之内。这要求刑事立法应当理性对待民意,对行使宪法权利的行为入罪应当慎重,加强对风险的预测与评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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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10):19-23
罚金刑变更执行是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在我国的刑事执行实践中面临着立法密度严重不足、书面制度无法落地的尴尬,有必要构建起完整的罚金刑变更执行程序。在诉讼程序构建中,应当从分权原则、法定原则、人权原则、救济原则出发,强化执行机构的职责权限,完善被执行人的权利保护,同时应当从通知或告知、受理、审查处理和救济等四个方面构建完整的罚金刑变更执行程序,并对其执行规则加以完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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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谦抑精神的概念分析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王明星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6(2):73-77
刑法谦抑精神,是指贯穿整个刑事领域,国家按照一定的规则,控制刑法的调控范围、程度以及行刑人性化的一种基本精神。具体而言,刑法谦抑精神应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刑法谦抑精神是贯穿整个刑事领域的一种基本精神。"刑事领域"一词在此处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动态的刑事活动,即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活动及刑罚执行过程中也应体现谦抑精神;其二是静态的刑事领域,此处静态的刑事领域主要是指现行刑法的规定。第二,刑法谦抑精神的主体是国家。也就是说刑法谦抑精神的主体主要是代表国家的刑事立法者、司法者以及刑事执法者。第三,刑法谦抑精神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控制刑法调控的范围、程度以及行刑人性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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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下刑事立法、司法及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如何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关系到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如何协调等重大问题.笔者试就我国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若干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有利于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制定与完善. 相似文献
10.
董士忠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6):27-32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现阶段关于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论之争以及对此问题存在的司法困境,主要是由于立法层面制度的不协调造成的。在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争聚焦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实体上是否应当确立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二,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采用什么程序加以保障。立法应当确认刑事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实体权利和诉权以确立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以及赋予刑事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程序选择权,从而建立程序保障机制。从制度建设层面完善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构,才能正本清源。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