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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云天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22(1):77-80
督抚制度形成于明代,发展和完善于清朝初年至中叶。鸦片战争以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地方督抚的权力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可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政治、军事势力。清末督抚势力的崛起是形成近代军阀割据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直接影响了19世纪后半叶乃至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的走向。 相似文献
2.
闫爱民 《历史教学(高校版)》1996,(12)
政区地理是研究政治区域的结构、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政治区域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它的研究内容既包括了政区的区分、形状、位置等地理特征.也包括了疆界变迁、首都和各级行政中心的形成及其功能等政治因素.现代省区制度肇于元代,发展在明代,成熟于清朝,督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完善在其中又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明代是督府制度逐步地方化与制度化的时期.以往的研究,多止于督抚制的沿革以及督抚的任职年表方面,而对于督抚的具体辖区范围及其演变过程的内容却罕有涉及,而这一空缺领域又是解决明代 相似文献
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45-53
建国初期,中共对重构乡村权力结构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及政策,要求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彻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势力,依照政府政策法令和法律制度去根本改造旧的乡村权力结构、废除保甲制度、取缔反动会道门,建立以贫雇农为骨干的新型乡村权力结构。四川乡村权力重构经历了从暂时利用原乡保人员维持原状到采取措施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农民协会并发挥基层政权作用、从试点到普遍建立乡政权、健全乡政权工作制度以加强乡政权战斗力的几个阶段,由此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由保甲长、乡绅、袍哥、宗族势力等构成的乡村权力结构解体,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乡村民主政权得以建立起来,进而实现了对乡村权力结构的根本改造和重新建构。 相似文献
4.
关于明清督抚制度的几个问题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王跃生 《历史教学(高校版)》1987,(9)
一、问题的提出督抚制度是明清两代独有的地方政治制度,迄今为止,不少学者认为,明代督抚是“因事而派,事毕而返”的临时性地方官员,直至清代才成为固定设置于一方的最高地方长官——封疆大吏。《清朝文献通考》的编撰者说:“明之巡抚多寡无定,有一布政司之地多。至数巡抚者。有事则设,无事则罢,但为持节奉使之臣。”清末人郭松焘指出:“终明之世,以十三布政使为定员而总督、巡抚或分或并,或设或罢,大率与兵事相始终。”这些观点一直为今人所沿用。中国人民大学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也以为:“督抚在明朝是临时派遣的,清朝成为固定的封疆大吏。”台湾学者朱沛莲先生在其所著《清代的总督与巡抚》一书的序言中认为:“有明一代以三司官员负责各省庶政,刑名,兵马事宜,嗣后各地发生变化及边疆多 相似文献
5.
南明政权无法继续依靠勋将时,对土司和农民军的依赖性开始显露。福王政权时,对土司的依赖关系开始产生,而农民军始终是明朝的宿敌,明朝对外方针是“联清抗贼”。从唐王政权到桂王政权前期,南明政权对土司的依赖性受地方督抚的影响呈现出先降后增的趋势,而对农民军呈现相反的变化。桂王后期,大西军利用军政合一的组织结构控制南明君臣,并最终融合了土司和大顺军余部。南明政权对土司、农民军的依赖性变化也伴随着南明政权内部矛盾和领导结构的变化。 相似文献
6.
7.
《历史教学(高校版)》2006,(12)
清季督抚文案与文案处考略有清一代,行省最高权力中心督抚衙门的行政运作和结构演变,经历了从私人性质的非正式组织,至正规行政体制建构的重要转变,其过程至少应分为幕府、文案处和幕职三个阶段。其间,文案委员和文案处的出现与发展,经历了道咸同光四朝,显示了清季督抚权力上升、中央控制力下降的趋势。这一变化过程表明,清末政制的转型,绝非单纯移植西方制度,而是在社会变动与实际需求内在潜因促动下,逐渐突破旧有规制束缚,部分借鉴原有体制中的其他形式,以表达新的政治诉求,不断导致职能转变与内容更新的结果。原载《近代史研究》2006(3)… 相似文献
8.
李超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1,(4):51-54
清朝末年,清政府深受内忧外患。地方督抚的权力开始膨胀,打破了清初的绝对皇帝权威,他们开始对旧有的武举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武举的存废问题上与清朝中央势力展开三个阶段的争夺：其一,督抚上奏,谨慎处理;其二,危机重重,有效采纳;其三,困境革新,废除武举。最终,清政府在地方督抚的强烈要求下废除了武举制度。 相似文献
9.
张晓玮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39-150
晚清时期,因清廷始终奉行"外交在外"的政策,地方督抚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对外交涉权限。广东作为清朝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其地方督抚在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在清朝外交体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将选取广东地方督抚这一典型,通过梳理两广总督及广东巡抚不断扩大的外交权限:监管口岸通商、处理通商案件、处理教案、订约、换约、租借交涉、华工交涉、筹议设领事、边界会勘、司法交涉及矿务、铁路等诸多方面,指出晚清时期广东督抚交涉权限的演变特点,分析产生这种权限扩大和权力下移的深层原因,即是传统观念及制度的影响、西方列强的入侵致外交事务纷繁及督抚个人才干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进而总结督抚权限的演变为清廷中央政权的统治所带来的利与弊双重的影响。 相似文献
10.
明代官史考核制度在中国官史考核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官史考察制度又是明代官史考核制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从考察制度的发展演变、外官考察制度、京官考察制度、考察奖惩制度以及考察救济制度等五个方面对明代官史考察制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对其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或见解。 相似文献
11.
杨立新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31(11):42-43,65
政权组织形式是构成国家权力的核心部分立法、司法、行政等要素之间以及公民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及其组合问题,其要旨在于哪个部分的权力处于国家权力的中心或者国家权力如何组织,决定整个国家权力的运作及其过程。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四个方面。 相似文献
12.
倪稼民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5(2)
十月革命胜利,俄国即刻确立了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苏维埃政权。列宁当时对此赞赏有加：“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①因为它采取了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三权分立”原则相反的、从理论和规范层面上更能体现人民主权的“议行合一”原则。在“议行合一”体制下,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关系是同一的而非多元的,是单向的而非双向的。立法权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可以绝对地、无条件地领导和监督行政权,而行政权却只能完全地无条件地服从于立法权,没有也不允许有抗衡立法权的法律地位、资格、力量和手段。苏维埃制度,得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确认。从理论架构上说,它确实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理念,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 相似文献
13.
凌兴珍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
为了应付农民起义和列强的交相侵伐，咸同时期清朝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清朝权力重心逐渐由中央下移到地方，由“主威素重”一变而为“内轻外重”。胡林翼作为第一个湘军将领膺任湖北巡抚，不仅集军、政、财权于一身，肇建了湖北地方权力体系，而且提挈湘系将领跻身督抚提镇者联翩而起，促进了咸同时期清朝权力结构的演变。 相似文献
14.
周庆智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3(5)
历史地看,基层政府治理是一个建构权威结构和提升社会动员与控制能力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就基层治理现代化而言,治理不只是一个制度法治化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后者甚至更具有本源意义,因为制度的适应性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中。通过阐释基层治理现代化在基层的发生学意义,辨别出中国基层的制度变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建制意义,才能明确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环境和发展方向,这包括限制基层权威和分割权力(而不是强化基层权威和积累权力),还权于社群,还权于社会,基层自主治理,扩大政治参与,并将其权力置于社会的监督和约束之下。 相似文献
15.
现代大学权力运行机制研究 总被引：6，自引：0，他引：6
大学权力是为了保证大学的功能实现,对大学实现合法治理的一种力量。在现代大学制度完善过程中探讨大学权力的运行机制,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当前,人们通常从权力的性质出发,将大学权力分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本文试图以现代大学制度为背景,依据“大学是一个以志愿求公益、以知识为基础的非营利的学者社团”的大学定位为分析框架,对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研究,以期能更准确反映大学权力的结构和建立更有效的运行机制。 相似文献
16.
林瑜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1,26(4):29-30
六部制度是我国古代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萌芽于西汉,至隋朝正式确立,在唐朝进一步完善。在安史之乱后,由于使职趋重,六部权力被逐渐被分割,故在唐中叶以后,这一制度趋向名存实亡。本文探讨六部制度的发展脉络,以期对古代职官制度有更全面的理解。 相似文献
17.
在现代大学制度背景下,我国高等院校的治理结构在学校内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基层权力与高层权力配置,以及高校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外部关系方面存在权力配置、权利义务关系不合理的问题。完善治理结构,需要从内外部两个方面着手,促成高校治理结构的重构与优化。 相似文献
18.
明代中央政权建立以后,在反思和研究元朝灭亡的原因及经验教训的时候,特别注意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与使用,尤其是对这一时期形成的新兴民族共同体——回族,表现得就更加具体。由于明代对回族采取扶持政策,所以回族经济生活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也对明代经济的发展、政权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相似文献
19.
申端锋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0(4):103-109
自清末新政开始,中央政府启动了“国家政权建设”,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与运作逻辑开始改变,当代乡村治理得以发生。不管是晚清的“地方自治”,还是民国时期的“新县制”,均没有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整合,而是出现了所谓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任务直到人民公社时期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才真正得以完成,村庄的制度型权力也得以确立。分田到户以后,国家的体制性权力从农村部分退出,国家与村庄的关系重新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推行农民本位的改革,村组的制度型权力逐步弱化,策略型权力张扬,导致了一系列的治理性危机。由此,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就是村庄制度型权力与策略型权力的双重变奏。 相似文献
20.
宪政视野中的农村治理结构重建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王少杰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0(4):35-42
学术界对中国农村治理结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诸多改革方案,但这些理论都未能突破传统的宏观治理框架,存在先天性的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农村治理结构的变革.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来突破目前的理论僵局,构建新的理论模式,即在农村确立党权、政权、法权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的权力制衡模式,以便打破既有的农村治理理论思维的困境,重构符合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农村治理结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