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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汪粤 《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7,(4)
文章从探讨知识分子主体性的视角切入,来对《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和《侏儒》中的文仲进行比较。两者都是由于缺乏主体性而造成悲剧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倪吾诚根本无法意识到悲剧的根源,文仲意识到自身悲剧性却无法挣脱命运的裁判。而主体性的缺失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休戚相关。知识分子主体性的书写对于当下文坛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也有所启示:追问自身和追寻主体性,无论对哪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严肃的话题。 相似文献
2.
王艳梅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2):85-87
在跌宕起伏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知识分子始终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所以知识分子问题成为了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知识分子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丰厚的学识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纵观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往往以其命运的悲剧作为了人生的结局。在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中,作者塑造了知识分子倪吾诚的形象,他的悲剧命运告诉我们：由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对抗,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迷茫,性格受到压抑后的畸形发展,再加之家庭环境的不和谐,倪吾诚必然会有痛苦的一生,而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写照。王蒙在新时期重拾知识分子问题,目的在于呼唤新一代知识分子要进行正确的自我角色定位。 相似文献
3.
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多余人”——《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形象的解读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赵文辉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52-56
倪吾诚是一个“多余人”的典型形象。中西化的撞击冲突是使其成为“多余人”的历史原因,倪吾诚在现实生活中的迷惘,挣扎,无力,失败,符合典型的“多余人”特征,倪吾诚与其他“多余人”比较,同中有异,个性鲜明。倪吾诚的是性格的悲剧,是化的悲剧。 相似文献
4.
郭欣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1):20-22
在王蒙先生的《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所代表的处于二十世纪变动中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形象颇具典型意义．一面向往现代文明．一面又由于自身或外界原因无法从旧传统社会中脱身。与他相对比,家庭中的另外一些成员——静宜、静珍、姜赵氏和两个孩子,则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思想文化性格形象和发展可能。在倪吾诚的生命中有两件大事．一是洗澡,另一则是吃饭。饮食对倪吾诚来说是精神享受和力量源泉．注重营养搭配;对静珍来说是精神消遣,甚至是无聊时的精神支撑;对静宜、姜赵氏和两个孩子而言,温饱足矣。王蒙先生在小说中精细、生动、入骨地描写了很多有关吃饭的片段,饮食既是我们窥见每个人所代表的不同思想文化内涵的一个窗口．它本身也揭示了由于缺乏追求理想的行动力而耽溺于日常事务的众人的精神苦难。 相似文献
5.
谷熠 《语文学刊:高等教育版》2012,(9):103-104
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既是王蒙创作道路上一部堪称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王蒙对中国这个国度苦难历史的反思力作。作家怀着忧国忧民的承担,探析国民的劣根性,对中华五千年传统文明、文化、历史、人性和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形象的思考,文中以倪吾诚和三个女人无休止的家庭战争为背景反映了资本主义与封建家庭的极端腐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人民革命的必然性,以及改造中国文化形态的艰巨性。同时塑造了在这种蜕变期里,知识分子及没落地主分子的绝望、扭曲和痛苦,更塑造了静宜、静珍、庄氏这样几位悲剧的女性,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尤其对静珍这一悲剧人物地深入分析,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造成静珍及其命运悲剧的深层心理因素。 相似文献
6.
王安忆在小说《命运交响曲》中对音乐家韦乃川的悲剧命运进行了阐述和描写。韦乃川的悲剧命运具有必然性和典型性，而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成因可归结于人物自身因素、社会因素、作家因素等方面。王安忆在关注人类生存困境的同时，以温情的笔触书写了她对笔下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哀悯和同情，更体现了对当代人生存状况的一种反思。 相似文献
7.
8.
就广义而言，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寒夜》主人公均为知识分子，从时间上看后者可谓前者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知识分子家庭都从最初的甜蜜走向了分崩离析。其悲剧的根源是处于不同层面的知识分子在梦想上的分歧与变化，两部作品的不谋而合实则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彼此梦想的误读，渗透着作者对知识分子无法建立自己的理想家园的思考。 相似文献
9.
《寒夜》讲述了自由恋爱的知识分子家庭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最终走向破裂的悲剧。在社会与家庭的重负下,男主人公汪文宣在人到中年后的诸多尴尬和无奈中毁灭,女主人公曾树生试图振作、不甘屈服地出走。这对知识分子殊途同归地成为《寒夜》中的悲剧性人物。这既是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 相似文献
10.
鲁迅和巴金在创作《伤逝》和《寒夜》的时候都处在尽情享受幸福甜蜜的爱情婚姻时期。这是这两篇小说共同的创作主体背景。二者又都控诉了黑暗腐朽的旧社会，并刻画了挣扎在丑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无论是子君，还是汪文宣，都没有摆脱死亡的命运。尽管他们的愿望都是卑微的，一个仅仅要求拥有自己的家庭，维持一份爱情，另一个仅仅要求为妻子、孩子和母亲提供生活的最低保证，但在那时却无法实现。对旧社会的揭露和诅咒是两篇小说的创作重心。当然，仅仅这样还流于一般。这两篇小说的重要性主要还在于它们不约而同地对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和人性弱点进行了勘察。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的悲剧命运也暴露了他们自身的性格缺失。《伤逝》中的子君在与涓生同居后即淹没在平庸琐碎的日常家务中，逐渐使他们的爱情枯萎，涓生则不计后果地把无爱的真实推给对方，直接导致了子君的死亡；《寒夜》中的曾树生只顾自己的自由和享受，在丈夫生病的过程中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而汪文宣，作为深爱妻子和母亲的丈夫和儿子，被婆媳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和现实生活的重负压垮，他表现出来的懦弱和无能也是让人又怜又恨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