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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姚洪亮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3)
鲍罗廷(1884——1951年),共产国际的著名活动家,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的首席政治代表,中国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在同期援华的苏联顾问中,只有他身兼数项显赫职务。震动世界的中国大革命,使他一夜间成为西方记者感兴趣的传奇人物。在他生前死后,不断 相似文献
2.
朱敏彦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鲍罗廷,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作为苏联政府派驻国民政府代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中国大革命的援助和政策,主要是通过他来实现的。他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的身份,参与了大革命时期的一切重要活动,在华的四年期间,对中国革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1923年9月,应孙中山的邀请,共产国际任命鲍罗廷为驻中国代表,苏联政府派遣鲍罗廷为国民 相似文献
3.
郭绪印 《历史教学(高校版)》1983,(7)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处于紧急关头,4月中旬,在上海的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李立三等,由周恩来起草,联名给党中央一封意见书,建议中央促成武汉政府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当时武汉政府的战略决策是先经中共中央讨论后,再拿到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上讨论决定的.共产国际代表、苏联党和政府派到中国国民政府的顾问鲍罗廷,既参加中共中央会议又出席联席会议,是决策的关键性 相似文献
4.
平正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1996,(1)
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实行“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在这个背景下,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随行人员之一。她随鲍罗廷和其他俄国人北进,并负责旅行日记。 相似文献
5.
刘亨让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1988,(2)
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事件发生后,由于我党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导致蒋介石乘机篡夺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祸根。对此,谁应负主要责任,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由于陈独秀推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中山舰事件以后的妥协退让政策,当然应由他负主要责任。也有同志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苏联顾问直接出面处理的,因此,主要责应任由顾问们承担。我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应负主要责任。苏联顾问布布诺夫,鲍罗廷是具体执行者,也难辞其咎。 相似文献
6.
朱坤泉 《历史教学(高校版)》1987,(7)
鲍罗廷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苏俄政府派到中国指导中国革命的至为关键的人物。他不仅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而且以苏俄老革命家的身份受孙中山之聘担任广州革命政府特别顾问。关于鲍罗廷抵达广州的时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孙中山年谱》记为1923年8月;苏俄驻华军事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则认为是1923年10月初。笔者认为,后者比较符合史实。苏俄政府之所以派鲍罗廷出使中国帮助孙中山政府,其直接起因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 相似文献
7.
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苏联顾问被驱逐,革命统一战线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究其原因,就客观方面而言,大革命失败是帝国主义破坏中国革命的产物,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动的阶级本质的必然体现．而作为中共的直接领导者——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也为蒋介石背叛革命,篡夺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 相似文献
8.
周利生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7(4):81-86
1925年底,西山会议进行之中,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邀孙科、叶楚伦、邵元冲至上海俄领事馆,“对党务谋所以调解”;次日,又是在上海俄领事馆,在吴廷康的主持下,孙科、叶楚伦、邵元冲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谈判。对于此次“上海谈判”,同为苏联人的国民党高等顾问鲍罗廷表示反对意见,对国民党右派持进攻立场。依据俄方解密档案,从分析吴廷康、鲍罗廷的思想入手,可以得出结论：“上海谈判”并不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相似文献
9.
1932年,李德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担任军事顾问之后,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而李德被召回苏联后,共产国际监委会对他的审查却是漫不经心,结果比他自己预想的要好得多。 相似文献
10.
刘秉贤 《历史教学(高校版)》2004,(6):68-68
宋庆龄是孙中山在革命事业中的得力助手,她以赤诚炽烈之心协助孙中山在各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23—1924年,是中国革命的多事之秋,也是孙中山的思想转向联俄联共的重要时期。1923年10月,应孙中山之邀,鲍罗廷以国民党顾问的身份来到广州,受到了孙中山夫妇的热烈欢迎。很快,孙中山夫妇就与鲍罗廷夫妇成了好朋友。鲍罗廷的妻子法妮娅在回忆中谈到过两家的关系:“到广州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孙中山和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庆龄。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对我们家人和各苏联顾问也很真诚、友好,她积极参与丈夫的… 相似文献
11.
苗体君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1998,(3)
鲍罗廷于1923年来到中国,1927年回国。他作为苏联在中国的首席政治顾问,曾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的贡献。他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促成了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建立了强有力的北伐军,先后取得镇压“商团叛乱”、东征、南征的胜利;促进了民众运动的发展。但他在大革命危机之时再三妥协退让,牺牲共产党的利益来维护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的进行,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相似文献
12.
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姚洪亮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
东方战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革命后，西方战略受挫，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必然产物。１９２１年，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开始探索国共合作的可能性；１９２３年，共产国际派加拉罕、鲍罗廷、威经斯基三人组成东方战略实施小组，全力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东方战略是合乎历史逻辑的明智之举，它对首次国共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相似文献
13.
近年来,国内史学界比较注重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但是,不少论著往往将共产国际、苏联及其使者作为一个整体(即共产国际),来阐述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不自量力,拙文想单独考察那些受孙中山南方政府聘请,由苏联政府派遣的一批“苏联志愿者”(通称或通译为“苏联顾问”),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不涉及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 相似文献
14.
孙延波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9(4):55-57,63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部分化严重，右派活动猖獗，对此，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维经斯基，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之间意见不一，具体表现为：陈独秀先争后让，让中有争；鲍罗廷先让后争，争中有让；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维经斯基则始终主张让步，三者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最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让步策略占据上风，从而形成了1926年初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第一次大让步，即政治上的大让步。 相似文献
15.
共产国际,苏联与黄埔军校的创办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王强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5):47-49
在黄埔军校的创办过程中,共产国际、苏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最早向孙中山建议创办一所革命的政治学校,苏联顾问鲍罗在与了军校的筹建;黄博军校正式建立后,苏联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了帮助,使学校渡过了初创时期的难关;黄博军校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出色的政治教育工作,都深受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影响。 相似文献
16.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召开的中共五大，旨在挽救中国革命。但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使得五大的决议根本不具备执行的可能性，加上鲍罗廷消极对待土地革命，而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对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尚有欠缺，使中共五大的决议根本无法执行，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相似文献
17.
王业兴 《历史教学(高校版)》1985,(9)
答:共产国际从1919年3月6日成立起,到1943年5月15日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为止,先后召开过七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之间,由执行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处理和解决共产国际的日常事务。执委会下面设有西欧局和东方部,分别负责领导西欧和中东近东、远东各国的党。直接领导中国党的是设在西伯利亚雅库次克的东方部的远东局,又称雅库次克局或“远东书记处”。从共产国际“一大”起,每次大会都有中国代表或代表团参加。第一、二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 相似文献
18.
尹成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19(1):53-61,88
本文是昆明市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研究课题《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苏联关系问题研究》书中的一章。文章主要阐述了共产国际解放以后苏联与中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对《雅尔塔协定》、苏联出兵东北、苏联关于中国战后应该和平不打内战的主张、斯大林劝阻解放军过长江、苏联在解放战争中的积极作用和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等几个重要问题，作了深入地实事求是地评析。 相似文献
19.
刘冉娜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86-88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联系较为密切,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乃至人事变动,都要受其制约。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国际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尤其是在三民主义问题上的影响,既有正确的指导和积极的帮助,也有错误的决策和消极的影响并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相似文献
20.
姜建中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22(5):81-82
大革命后期 ,为指导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驻上海 )远东局。远东局在上海工作不久 ,其内部便形成了两派 ,在对中国当时形势的评估、北伐的态度、国共合作形势等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