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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0,(2)
古直(1885-1959),字公愚,號層冰,廣東梅縣人。生於耕讀之家,自幼即熟讀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師從羅翙雲、謝吉我兩先生,專心研讀《十三經》《資治通鑒》《昭明文選》等典籍。青年時深受民族革命思想影響,加入中國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討袁護法等政治活動。先後創辦了梅州高等小學、梅縣梅州中學、滂溪小學、龍文公學等學校,爲提升家鄉的基礎教育殫精竭力。辭任高要縣長後,獲聘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任、教授,從事中文教育十餘年。1949年後,供職於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并擔任省政協委員。一生爲家國,爲教育,爲學術,著述亦豐。撰有《陶靖節詩箋》《陶靖節年譜》《鍾記室詩品箋》《諸葛忠武侯年譜》《汪容甫文箋》《漢詩研究》《漢詩辯證》《曹子建詩箋》《曹子建年譜》《阮嗣宗詩箋》《文心雕龍箋》《人境廬詩草箋注》《客人三先生詩選》《客人駢文選》《客人對》等五十多部著作,是魏晋南北朝文學研究、客家學研究的專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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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大學曾經是中國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驅”,這是無可争辯的事實。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差會以教會大學“作爲傳教媒介”的初衷當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問題在於:基於對“本源文化”(original culture)和“目的文化”(target culture)的不同理解,以齊魯大學(山東基督教大學)和聖約翰大學爲代表的早期教會大學選擇了全然不同的教學模式。這兩種教學模式的區別,首先體現於作爲不同授課語言的漢語或者英語。齊魯大學和聖約翰大學分别選擇的授課語言,既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觀念和傳教觀念,也引伸出一些悖論式的問題。如果說“我們只能在語言中理解、而不是理解語言”,那么追溯當年的歷史至今仍然是有意義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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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1,(2)
1918年胡適邀請鋼和泰前往北京大學任教,在胡適的幫助下,鋼和泰於1919年廣搜材料,潜心研究,1920年春講授梵文課,1921年10月至1922年5月開設印度古宗教史課,由胡適擔任譯述,前半年講授吠陀時期的歷史與文獻,後半年講授佛教與耆那教。鋼和泰爲此編著了《北京大學印度古宗教史》講義,經本系學生谷源瑞、趙健等人整理,由北大出版部印刷。該講義可與《胡適日記全集》《北京大學日刊》以及北大檔案館相關文獻進行比照,是了解鋼和泰的學術思想與方法、鋼和泰與胡適學誼的新材料。鋼和泰語言文獻學研究不僅對胡適利用敦煌文獻考證早期禪宗史有一定啓發,而且契合20世紀初佛教研究從"信仰的詮釋學"到"懷疑的詮釋學"的轉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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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先生被視爲現當代學術史上有名的自學成才的大學者之一。他的學術生涯是中國東方學學科史上獨具特色的一頁。從1948年秋被聘至北大任教,金克木就一直在紅樓和燕園工作,與北大互相成就,逐漸成爲與季羡林并重的中國東方學家。本文利用新見的信札、檔案等史料,梳理金克木入聘北大的經過及其與季羡林的學誼,爲深入認識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初期的學科建設與中國東方學的發展歷程,提供新的闡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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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2)
"章門弟子"繆篆(1877-1939)係民國時期人文學者,早年留日,歸國後一度從政,後師從章太炎先生,其治學堂廡甚廣,於儒釋道三教及諸子學、語言學、文獻學、西方哲學乃至基督教神學,皆有所涉。曾任教於厦門大學、中山大學。繆篆平生著述等身,生前在海内外學界卓有影響,與蔡元培、馬相伯、魯迅、釋太虚及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等有學術交誼,亦旅法宗教學者林藜光(1902-1945)之師。繆篆也是"章門弟子"這一民初重要學術群體中唯一一位純以哲學爲志業的學者,其思想自成體系,然半個多世紀以來,其人其著幾乎被學林淡忘,本文廣泛搜羅材料,鈎沉索隱,對繆篆平生學術交游與著述給予了盡量詳細的考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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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林傳甲和黄人分別在京師大學堂和東吴大學同時開始了<中國文學史>的编寫工作.他們或許没有想到,這一編寫活動竟會引發百年來文學史編寫的熱潮,各種類型的文學史已多至近兩千部,[1]幾乎以每年二十部的速度高速產出,正式形成一門中國文學史學科.這一學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水平,但反過來又影響和决定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旨趣、格局和方向."我家江水初發源",研究文學史早期编著中的一些問題,當能為文學史的繼續编寫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一些經驗和啟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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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寅恪的學術生涯中有兩個重要的環節,即1926-1929年期間工作單位的選择和1949-1950年問雖南下但不浮海的决策。上世紀20年代,在日益高漲的"整理國故"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下,國内紛紛成立國學研究機構。陳寅恪特殊的留學經歷、豐富的域外語文知識和用新方法整理國故的能力,被學術界青睞看重,各學術機構争相延聘,許以高薪。陳寅恪最終選擇了清華大學和中研院史語所,奠定了任教清華、兼職史語所,擁有兩個頂級學術機構學術資源的格局。1949年1月史語所遷臺、陳寅恪南下廣州任教前,陳寅恪擁有清華教授、史語所研究員的雙重身份,憑借清華、史語所優厚的科研條件,學術上勇猛精進,二十年裏取得的巨大成就與聲名影響,與他1926-1929年間工作單位的正確選擇密不可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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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6,(2)
正本論文集收錄論文9篇,是臺灣中研院支持的大型主題研究計劃"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Constructing Modern Knowledge in China,1600-1949)重要研究成果之一。9位主要成員分別來自臺灣、大陸、日本、香港、美國,包括:張壽安教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近史所])、黃克武教授(中研院近史所)、潘光哲教授(中研院近史所)、張哲嘉教授(中研院近史所)、沙培德教授(Peter Zarrow,康乃狄克大學)、邱澎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章清教授(上海復旦大學)、孫江教授(南京大學)、胡明輝教授(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克魯玆分校),由張壽安教授擔任召集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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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讀《中國文化》第十六、十七期合刊所载"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戴執禮《<蒙文通文集>理學部分質疑》(以下稱《質疑》)一文,不禁令人惶惑。在學術界享譽聲望的國學大师蒙文通先生的理學功底竟然那樣"浅陋",犯下了如《質疑》所說的一系列"错誤",何其與蒙先生曾言"自得之深者厥唯理學"相径庭若是?細檢蒙先生書校讀,實見《質疑》于蒙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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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0,(2)
清代浙東史學是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地域流派。本文致力于發掘支撑其傳承發展的内在動力和精神理念,認爲深厚的文獻基礎和自覺的傳承意識,是清代浙東史學得以賡續發展的極爲重要的因素。從清初開啓新局的黄宗羲,繼武其後的萬斯同,承上啓下的邵廷采和全祖望,至乾隆時期發揚光大的邵晋涵和爲之總結揚厲的章學誠,都極爲重視讀書,重視文獻史料的搜求、整理和鑒别,重視史事、人物、典制的記述,重視史學精神的堅守和史學要義的闡發。這種扎實的文獻基礎和自覺的傳承意識,爲清代浙東史學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之形成一個傳承有自、特色鮮明的學派,并在清代學術史上占據一席之地,産生重要影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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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國新文學第一篇小說”是指由中國人執筆,捨弃文言而使用白話寫出來的有人物、有情節、有結構,在時間上是最早的小說。 有人說,“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個女作家是陳衡哲,她以白話文從事文學創作之早,整個‘五四’文壇,很少有人能相比。海外文學史家司馬長風曾寫道:‘中國現代第一個拿起筆來寫(白話)小說的作家是魯迅,第二個就是陳衡哲’。她寫的《一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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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夏,我負笈京華,就讀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始列陳垣先生門墻.陳垣先生焉史學大家,時皆尊稱援庵先生.入學後,歷年得聆援庵師親授《中國史學名著評論》、《佛教史籍概論》及《史源學實習》諸課程,獲益漩多,為我一生從事學術工作奠定初基.援庵師著述閎富,所著《元也里可温教考》、《史諱舉例》及《滇黔佛教考》等常置案頭,而《二十史朔閏表》尤為時加翻檢之學術工具書,而援庵師則謙稱此焉"智者不為"之作,而"不焉終不能得其用",旨哉斯言!我終身服其言,亦望天下學人皆能置諸座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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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7,(2)
孔子作《春秋》之説始见於《孟子》,然而這一史實的真相如何,古今學者則始终存有不同的理解,使之成爲中國學術史上懸而未决的重大問題,筆者通過對相關史料的分析,以先秦時代著史制度立論,論證於孔子以前,作爲魯國史記的《春秋》實早已存在,其记事肇始於魯始封君周公旦,而孔子所修之《春秋》實際僅截取魯通史《春秋》中的十二公歷史以成篇,因此只是封魯史記的斷代編次而已,故直襲魯史《春秋》之名實致於原本《春秋》文本的正誤及内容之增損,孔子則未有任何作爲,孔子據其所编之《春秋》以説義,合於其"述而不作"的自我評價,适一問题的解决關乎歷史學、哲學史、經學史和文獻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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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燾(1900-1986),字瞿禪,晚號瞿髯,浙江永嘉(今温州)人.從一九二○年代後期始,夏先生專攻詞學,歷任之江大學、浙江大學、浙江師範學院、杭州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勤勉敬業,著作等身,有《唐宋詞人年譜》、《唐宋詞論叢》、《姜白石詞編年箋校》等多種傳世,在詞人年譜、詞論、詞史、詞樂、詞律、詞譜及詞籍箋校等方面均有突破性成果,兼為傳統詞學的總結者與現代詞學的奠基人之一,誠不愧"一代詞宗"之盛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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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1,(2)
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爲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爲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爲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絶對不是一場突變。爲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爲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爲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