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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國民黨體制内的改革派雷震等人,在胡適支持下,於臺北創辦政論性雜誌《自由中國》半月刊,以"憲政民主"爲追求目標。初期,得到國民黨當局的鼓勵和支持,但創刊後,多篇文章觸犯臺灣國民黨當局,雷震并企圖組織"反對黨"。1957年,臺灣當局通過《出版法修正案》,規定行政機關可以不經司法機關判决,徑行取締出版品。1960年,蔣介石7次召見警總司令黄杰,决定不以"言論偏激",而以"保證匪諜入境"爲理由逮捕雷震。10月,臺灣當局通過"軍事法庭",判處雷震徒刑十年。胡通認爲,《自由中國》一直是"臺灣新聞自由的象徵",當局此舉必將"蒙摧殘言論之惡名"。他在面見蔣介石時批評此案"發生了狠不好的影饗",對外則稱:"大失望,大失望。"1970年,雷震刑滿出獄。1979年去世,葬於自建的自由墓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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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是孫中山和許多志士仁人為"振興中華"而創建的革命的、愛國的政黨,蔣介石、張静江、戴季陶等一大批人也曾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獻身於國家和民族的解放事業.為什么後來其中的部分人成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的對象?簡單的"投機"說或"叛變"說不足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歷史學的任務在於根據史實,科學分析,理清事件、人物的發展、變化邏輯,找出合情合理的答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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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處於湯丘》是清華簡中五篇與伊尹相關文獻中的一篇。這五篇是一個整體,都和伊尹幫助商湯滅夏有關,反映出戰國早中期知識界關於伊尹思想的系統認識。《湯處於湯丘》借助"食烹之和"來闡述"和民"思想,認爲只有"和利萬民"才能强大商邦、順從天意、征伐夏桀。其"和"的觀念和表達方式與《國語》《左傳》《吕氏春秋》等文獻所載烹調之道及其治國理念屬於同一系列。通過與儒道兩家"和"思想的比較,可以發現《湯處於湯丘》更傾向於道家一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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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1,(2)
費孝通先生1930年代"棄醫從文",自我責成"爲文化找出路",且知行合一,政學兩栖,躬身實踐。他由鄉土中國耳濡目染,形成人文思想底色。由新學課堂汲取西方知識,確立科學意識。在本、碩、博階段持續接受學術訓練,借鑒研究方法,在此後綿延斷續七十餘年的中外實地調查中廣攝博取,力求融中西人文思想成果於一爐。一生秉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燕京大學校訓精神,將一介書生的學術研究和政治參與全程融入中國現代化進程,以對"人民真實情况的系統反映"爲其社會服務主要方式,在不同歷史階段梯次提出切合實際、尊重國情、關注民瘼、緩和矛盾、减少代價的發展理念和方略、策略,一以貫之履行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并隨社會發展產生的階段性課題不斷深化思考,經年累月反復涵咏,於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主張,濃縮表達人類文明的理想前景和實現途徑,是20世紀中國知識界與國際社會學術思想交流的重大成果,具有現實普世意義和長遠實踐前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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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山東青州所出之"太室埙",自其發現之初即被當時學者認爲是齊地故物.本文將太室塤銘文與《陶文圖録》等陶文匯纂圖書中的齊地陶文相比較,打破傳統舊説,認爲陶埙銘文與齊陶文風格不侔,應非齊地所制.并以"陽城倉器"之銘文爲橋梁,指出陶埙銘文當歸於"三晋兩周地區"文字體系.試證太室塤出土地雖在山東青州,但實際應爲東周王室所造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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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2)
輪王治國思想得之於大乘佛教慈悲思想和貴霜王朝政治實踐的相互結合,其在中土傳統王權觀之外提供了另一種政權合法性來源。自後趙始,轉輪聖王治國思想獲得胡族政權的認同,成爲胡族政權實現"君臨諸夏"的意識形態工具;自北凉始,石窟成爲輪王治國思想最好的表法載體。水泉石窟主尊的"兩佛并立"模式和胡靈太后的佛教政治理想相關聯,北響堂"高陽三窟"的輪王坐姿正是大乘佛教慈悲思想的表法符號,也和北齊文宣帝的佛教治國方案密切相關。遵循"從觀念到禮俗倫理到藝術遺存"的思想史研究路徑,本文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大小乘佛經是同時傳譯的,大乘思想如何在中國中古早期獲得傳播并扎根,最終成爲中國文化的要素,參與建構和定義了中國文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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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1)
清談是我國中古時期的重要文化现象。從一定意義上看,一部魏晋史就是一部清談史。清談是魏晋知識分子留给我們的重要文化遣產,具有重要的人文價值和思想意義。所謂"魏晋清談",指的是魏晋時代的知識分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爲主要内容,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説論辩爲基本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清談是世族文化的產物,士人的風流與個性由此表現得淋灕盡致。清談是精神自由的產物,也是精神自由之時代的重要精神現象。晋人在清談方面花費大量時間,實際上是爲了充分體味清談的美好境界,同時也是爲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實,因爲增加了生命的密度,也就等於延績了生命的長度。而生命的熱情與思想的智慧,正是魏晋清談的本質特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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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之學自胡安國以來,可繼承之傳統有二:一爲經史之學,一爲性理之學。經史之學方面,可注意之焦點有二:一在重祝經史之學之當代性;另一,則是於歷史成敗之探討中,着重分析决定歷史發展走向之歷史人物及其影響。至於性理之學方面,則可分述爲二:就哲學系統之建構言,安國之以"不起不滅"爲心之體,"方起方滅"爲心之用,"心"爲無所不有,謂"物物致察而能一貫"有三境,以及合"操存"與"省察"爲一;凡此諸項觀點,確實具有於程颢、程頤之外,另闢一徑之空間。其後胡宏於"生成"義,説"性"之遍在,而仍於"終極"義,釋"性"爲"有限"之論法;乃至主張一切"存有"之内部,皆内涵一特殊之具有形上意義之"存有因素",此一特珠而遍在之因素,與"氣"之形構條件結合,形塑爲"性"、"心"展現於氣化整體之成因,從而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之表述,皆是一種企圖於宇宙構成論與存有學方面,向前推進之努力。其發展,并非無成功之可能。而在義理學方面,由胡安國"心"之體、用説,落實爲合"操存"與"省察"爲一;此一路向,發展至胡宏,有"智"、"仁"合一之論,乃至"聖人執天之機,惇叙五典,庸秩五禮"之説,亦是一大推進。所難者,在於其所建立之"心""理"合一之論,由"識仁"始,即須有一"能觀"之位置;此點對於一般儒者而言,不易理解,亦不易掌握。以張栻之爲胡宏高弟而不免爲朱子所動摇,僅殘餘一種"體用論"之諍議;即是顯示此項困難。張栻之後,湖湘弟子有從陳傅良、戴溪游者,而如胡大時,且猶疑於朱子、陸九淵之間;以是於性理之義,其學無得而再傳,亦是實情。故就朱子而言,得吕祖謙、張栻之助,乃其成學之歷程中,屬於積極之因素;然張栻因朱子而受注意,湖湘理學之傳,却亦因朱子、張栻之講論而逐漸模糊化。理學之成系,以歷史發展之結果論,實亦仍止有程朱、陸王之形成對峙,真正具有"導引"之力。故就"理學"之嚴格義言,湖湘之學乃發源於胡安國,拓展於胡宏;其功不專在胡宏。而張栻之不足以繼承其脉,乃湖湘之學雖仍重視性理,却無法形成明確之"學派特質",僅能憑借"議題關注點"之特殊走向,發展成爲地域性學風之原因。唯若就"儒學"之寬泛義而言,則湖湘之經、史,乃至其重視"性理"之觀點,歷元迄明,其風習不少衰,不僅支脉分衍各有傳承,其於南宋所形塑之若干特色,即於其後兼受陽明學之衝擊而複雜化,亦仍有所延續。特須另有大儒,出於其間,將之涵融而出新,乃能見出力量。明末王夫之之崛起於衡陽,於理學另創新局,彼受世變之激勵,由經而史,以之深透於性理,彼之所論,不僅具有一種變朱子之"静態形而上學"爲"動態論"之勢能,彼基於"歷史哲學"之觀點而提出之獨創之"理勢論",乃至於"事變"中見"人物",於"群體"與"個體"之關係中,辨析"事理"與"事理中之義理"之眼光,皆非已有之理學、心學之舊軌,所可概括。此點顯示:南宋以後,湖湘於儒學之積蘊,乃至彼所受多方文化因素之影響,實有其屬於一地之獨特性,值得重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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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7,(2)
正中國傅統文化研究中,有一長期被忽略的問题,即這一古老的文化結構中的創新機制何在?就價値理念的層面而言,也許從狂狷和中行兩粗價值理念的關保中,能能夠窥得一些端倪。孔子税:"不得中行而舆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論語·子路》)孔子的這一思想,在春秋時期應具有革新的甚或革命的意羲。本来在人的質性品格的取向上,孔子主張以中道爲期許、以中庸爲常行、以中立爲強矯、以中行爲至道。但他的這一思想,在他所生活的春秋時期,并不行於時。相傳爲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的《中庸》,頻繁引錄孔子的原話,一則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二則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所以孔子非常失望地承認:"道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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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在談到《詩經》時,曾指出:"詩達情."①在此之前,朱熹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在論及《詩經》時,朱熹認爲,《詩經》的特點之一在於"感物道情,吟咏情性".②不難看到,二者都把情感的表達作爲《詩經》的重要方面.確實,"詩"與"樂"有相通之處,早期的儒家學派對"詩"和"樂"都給予了較多的關注,我們讀《論語》就可知道,其中常常提到"詩"和"樂"."詩"和"樂"的相通之處主要就在於,二者都涉及情感的表達.從總體上看,《詩經》之中確實展示了豐富、多樣的情感世界,從日常生活到社會政治領域,從世俗的追求到終極的關切,都不難注意到情感的內涵.詩經中的情感表達涉及多重方面,這裏將對此作一概要的考察,由此進一步分析《詩經》情感世界的具體內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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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在佛教的“禪定”概念和實踐中國化的早期尝試过程中,有兩種顯著的模式,一是還原,二是調和。還原模式是指,先从許多外來觀念中選出少數幾個,然后使其成為排他的概念,並堅定地將其贯徹於實踐,“無念”与“一行三昧”的演變即其例。與這一模式相對的是調和,中國佛教常常吸收了許多外来觀念,却把它們重新融鑄合成一個新的、緊密聯合於一起的綜合性概念,“止觀”即其中一例。智顗(538-597)在改編如何入定的途徑時就運用了这一模式,《摩訶止觀》中所說的“禪慧方便二十五法”即非束縛於一家之說的,這種調和主義的哲學基礎即關於三重實在完全和諧的“三諦圓融”理論,在这一理論中彼此冲突的概念被超越了,因此,这一調和主義不是否認或拒斥相對立的概念或實踐,而是以有條件限制的方式將它們囊括於一個新的體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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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復堂遺詩》的作者陳卓仙(1887-1964)是"海外新儒家"代表之一唐君毅先生的母親,但《遺詩》的償值并非僅僅基于出自名母之手。《遺詩》以其特立獨行而又圓活自在的理學風尚,彰顯了濂洛風雅亦能出自閨閣,更昭示了求道、體道、踐道的"復性"追求在日常爲可能、在女性爲可行。作者以一鄉曲女性、家庭主婦、人妻人母的身份走上了"以全幅生命唯道是求"的精神超越之路,其體道的歷程與抵達的境界在詩集中灼然可見。陳卓仙依其詩作證明她之於中國詩學、乃至中國文化的疆域均其獨立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