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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1,(2)
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爲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爲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爲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絶對不是一場突變。爲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爲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爲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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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1,(2)
周予同教授曾把"六經之學"分爲"經、經學、經學史"三種。這三種學問既是從周秦、兩漢到近代的演化過程,也是傳統學者在學術更新運動中的自覺努力。近代變法思想家宋恕主張把"經學"講作"經世學",再從"經世學"中發展出經學、史學、西學和法律學等現代專業學科。這個"四門"和"六齋"學科分類貫穿於宋恕在龍門、金陵、求志等改良書院中的教學實踐,用此方法引導到"新學"——現代學術。本文循着經學—經世學—新學的變法路徑,考察宋恕與章太炎、孫寶暄等人交游,并清理戊戌變法前後"滬學"、"浙學"、"粤學" "湘學"在"經今古文之争"的各條綫索,以一種"經學史"的眼光來審視"經學"、"經世學"如何轉型爲現代知識體系中的專業和學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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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漱溟撰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1920年代,以黑格爾爲代表的西方世界歷史哲學思辨已經以不同方式傳入中國,中國被視爲世界歷史的起點而因此被剥奪了世界歷史的意義,這一意識參透在中國文明是静止與僵化文明的叙事中.梁漱溟從儒家思想視角"翻轉"西方的世界歷史叙事,給出了世界歷史從西方進展到中國的方向,以給出中國文明的世界歷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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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先生被視爲現當代學術史上有名的自學成才的大學者之一。他的學術生涯是中國東方學學科史上獨具特色的一頁。從1948年秋被聘至北大任教,金克木就一直在紅樓和燕園工作,與北大互相成就,逐漸成爲與季羡林并重的中國東方學家。本文利用新見的信札、檔案等史料,梳理金克木入聘北大的經過及其與季羡林的學誼,爲深入認識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初期的學科建設與中國東方學的發展歷程,提供新的闡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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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之學自胡安國以來,可繼承之傳統有二:一爲經史之學,一爲性理之學。經史之學方面,可注意之焦點有二:一在重祝經史之學之當代性;另一,則是於歷史成敗之探討中,着重分析决定歷史發展走向之歷史人物及其影響。至於性理之學方面,則可分述爲二:就哲學系統之建構言,安國之以"不起不滅"爲心之體,"方起方滅"爲心之用,"心"爲無所不有,謂"物物致察而能一貫"有三境,以及合"操存"與"省察"爲一;凡此諸項觀點,確實具有於程颢、程頤之外,另闢一徑之空間。其後胡宏於"生成"義,説"性"之遍在,而仍於"終極"義,釋"性"爲"有限"之論法;乃至主張一切"存有"之内部,皆内涵一特殊之具有形上意義之"存有因素",此一特珠而遍在之因素,與"氣"之形構條件結合,形塑爲"性"、"心"展現於氣化整體之成因,從而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之表述,皆是一種企圖於宇宙構成論與存有學方面,向前推進之努力。其發展,并非無成功之可能。而在義理學方面,由胡安國"心"之體、用説,落實爲合"操存"與"省察"爲一;此一路向,發展至胡宏,有"智"、"仁"合一之論,乃至"聖人執天之機,惇叙五典,庸秩五禮"之説,亦是一大推進。所難者,在於其所建立之"心""理"合一之論,由"識仁"始,即須有一"能觀"之位置;此點對於一般儒者而言,不易理解,亦不易掌握。以張栻之爲胡宏高弟而不免爲朱子所動摇,僅殘餘一種"體用論"之諍議;即是顯示此項困難。張栻之後,湖湘弟子有從陳傅良、戴溪游者,而如胡大時,且猶疑於朱子、陸九淵之間;以是於性理之義,其學無得而再傳,亦是實情。故就朱子而言,得吕祖謙、張栻之助,乃其成學之歷程中,屬於積極之因素;然張栻因朱子而受注意,湖湘理學之傳,却亦因朱子、張栻之講論而逐漸模糊化。理學之成系,以歷史發展之結果論,實亦仍止有程朱、陸王之形成對峙,真正具有"導引"之力。故就"理學"之嚴格義言,湖湘之學乃發源於胡安國,拓展於胡宏;其功不專在胡宏。而張栻之不足以繼承其脉,乃湖湘之學雖仍重視性理,却無法形成明確之"學派特質",僅能憑借"議題關注點"之特殊走向,發展成爲地域性學風之原因。唯若就"儒學"之寬泛義而言,則湖湘之經、史,乃至其重視"性理"之觀點,歷元迄明,其風習不少衰,不僅支脉分衍各有傳承,其於南宋所形塑之若干特色,即於其後兼受陽明學之衝擊而複雜化,亦仍有所延續。特須另有大儒,出於其間,將之涵融而出新,乃能見出力量。明末王夫之之崛起於衡陽,於理學另創新局,彼受世變之激勵,由經而史,以之深透於性理,彼之所論,不僅具有一種變朱子之"静態形而上學"爲"動態論"之勢能,彼基於"歷史哲學"之觀點而提出之獨創之"理勢論",乃至於"事變"中見"人物",於"群體"與"個體"之關係中,辨析"事理"與"事理中之義理"之眼光,皆非已有之理學、心學之舊軌,所可概括。此點顯示:南宋以後,湖湘於儒學之積蘊,乃至彼所受多方文化因素之影響,實有其屬於一地之獨特性,值得重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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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7,(2)
孔子作《春秋》之説始见於《孟子》,然而這一史實的真相如何,古今學者則始终存有不同的理解,使之成爲中國學術史上懸而未决的重大問題,筆者通過對相關史料的分析,以先秦時代著史制度立論,論證於孔子以前,作爲魯國史記的《春秋》實早已存在,其记事肇始於魯始封君周公旦,而孔子所修之《春秋》實際僅截取魯通史《春秋》中的十二公歷史以成篇,因此只是封魯史記的斷代編次而已,故直襲魯史《春秋》之名實致於原本《春秋》文本的正誤及内容之增損,孔子則未有任何作爲,孔子據其所编之《春秋》以説義,合於其"述而不作"的自我評價,适一問题的解决關乎歷史學、哲學史、經學史和文獻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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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2)
對於影響深遠的"經學"不能籠統地看待,而應當歷史地、辯證地建立起經學演進"三階段論"的觀點,即:"傳統經學時代"(清中葉以前)—"經學時代的終結"(晚清)—"以史治經、對經學進行客觀研究的時代"(二十世紀初以後)。這不僅對於經學史研究,而且對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今文公羊學在東漢以後曾長期消沉,但因其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諸項精義,至清中葉以後國内外危機四伏之時,公羊學遂得以復興,與時代潮流相激蕩,展現出非凡的理論創造力,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力地回應時代的迫切課題,龔自珍唤醒國人認識專制統治"衰世"的到來、倡導實行改革,魏源呼吁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有爲將公羊"三世説"與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提出了維新變法的理論綱領,成爲近代向西方學習真理的出色人物。晚清公羊學風靡海内,騰挪跌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程和學術的變遷。對此作專題探討在哲理上有深刻的啓示意義:傳統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轉變的内在基礎、内在動力;晚清時期雖然危機深重,但又是中華民族克服難危局面、有識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關鍵時期。我們可以形象地稱之爲"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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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孫慶偉的考古學研究入手,談到现代中國的三代考古學雖然基於西方學科方法,却迅速成爲一個非常成熟的學科,在現代中國的古史重建中發揮了中堅作用。而現代的古史重建工作,是《史記》開啓的史事系统的现代版本,其核心是對三代文明理想的歷史學解讀。司馬遷的史事系統和鄭玄的經義系統,共同構成了傳統經史之學的主干。與古史重建配合,現代的經學研究應該走經義新詮的道路,即以現代人爲主體,理解三代所形成的文明理想的基本精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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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6,(2)
湯炳正是章氏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八十三歲時所撰的此文,回顧自己少年時代如何"狠讀",而在鄉鄰前輩的啓迪下,萌從事學術研究之志;說明其"求學北京"時"最喜歡跟前輩的名流學者相往還",然負笈蘇州師事太炎先生後,才真正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治學與行誼兩方面均受其深刻的影響。如"没有堅實證據,决不立說;没有獨特見解,决不行文",成爲他终身謹守不渝的戒律。并"經常對學生强調說:‘一個學者,要能在本學科中解决幾個歷史性的難題,才算是對學術的貢獻;否則陳說連篇,即使留下幾十本皇皇巨著,也是没有意義的’"。其一生學術經歷坎坷不平;而治學之多變,乃缘随着時代的發展,"我又在探索着自己前進的道路"。其治學特色可概括爲:"於小中見大,於果中求因,於现象中探規律。"另外,其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期間,在學術問題上,從不把個人的主張强加於人,而是努力營造寬鬆的學術氛圍,提倡百花齊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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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年號 "年號"是中國歷史上紀述年代的一種特有標識.它經常隨着新的元年而變换,所以也稱"元號".於是把建立年號稱爲"建元",改换年號稱爲"改元",而記述年號的書也多以紀元爲名,如<紀元編>、<紀元通考>、<紀元要略>等. "元"在古代典籍和傳統認識上都有重要的地位.<易·乾文言>和<春秋>中都很重視"元".因此建元也就成爲中國歷史上的大事,而在史籍中多有此一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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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經音義>三種,原是詮解佛經字義的書,但時至今日它的意義已遠不止此,所謂"小學之淵藪,藝林之鴻寶"①,近人評述慧琳<音義>之辭也適可用於三種之總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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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2)
晚明之際,中國的傳統知識和學術發展到一個相對成熟的階段,催生出總結的需要,方以智編撰的《物理小識》即屬此類。無論從旨趣上還是内容上,它只能算中國傳統博物學的總結之作。其中雖有吉光片羽之論,但總體而言於具體科學知識方面成就不高。方以智在探求物理上有很强的理論意識,其自然哲學貫徹兩間皆氣、理在氣中、以心即理的一元論哲學觀,將萬物之理三分爲"至理、物理、宰理",并闡發了一套"質測"與"通幾"的方法論體系尤其是他强調用"數度"鏈接質測與通幾,慧眼獨具,這在中國傳統中獨樹一幟。對照同時期西方的自然哲學,方氏的缺陷也是中國傳統的缺失,即源自古希臘的唯理論和數理演繹思想資源,以及近代以來歐洲在精密實驗方法論體系上的突破,這些最終成就了"科學革命"。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