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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汪冲 《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1):40-43
汉代有"献赋"的现象,其源头是先秦的"献诗"。汉人"献赋"的原因,一是"讽颂"政治,二是有功名利禄的诱惑。汉代有人因献赋而得官,"献赋"成为唐宋"献著赐官"的渊薮,具有文学和政治的双重意义。汉代的"献赋"现象,既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又影响着汉赋"讽颂"的政治功能和"尚美"的文学倾向。 相似文献
2.
李光先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2):95-100
汉代赋家倡优论是由于没有从本质上去认识赋家及倡优而导致的误解。本文采用比较及统计的方法区别汉代赋家及倡优的不同,从本质上区分二者。倡优的本质是从事歌舞、戏谑的艺人;汉代赋家本质是一群包含从帝王到平民多样身份的才人。从政治地位而言,汉代赋家其中包括至高无上的天子,有服侍皇帝的郎官,有各类大夫,有王侯,有执掌州县的太守,县令,有各级属官属吏,也有乡官平民,有的赋家即使是平民也享受着特殊尊荣。汉代赋家绝大多数人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从智识的角度而言,赋家或是经学家,或是史学家,或是目录学家,或是文字学家,或是诗人,或是科学家,他们大多属于士的阶层。赋家的赋作继承古诗颂美讽谏的传统,同时也抒发个人情志。他们的赋有别于倡优的奉承取悦人主的作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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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相似文献
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40-150
刘熙载说"楚辞,赋之《乐》;汉赋,赋之《礼》",其中隐蕴着礼乐制度与楚汉辞赋的演变,耐人寻味。从制度的层面考虑,楚辞的"赋乐"源自礼乐崩坏的历史背景,与楚乐的糅合肌质相关,呈现出"因情制礼"的思想;汉赋的"赋礼",开启的是礼乐争辉的时代格局,并决定于王朝制度下的赋家身份,而彰显其"以礼防情"的意旨。从文本的书写来看,楚辞的"喻乐"与汉赋的"赞礼",形成了由娱神到娱人、由声情到辞术、由忧政到敷政的三重演变。汉魏以降,"赋乐"观的归复,又与赋家身份与文体批评的转向有着紧密的关联。 相似文献
6.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1)
中国赋史上的赋家身份建构始于汉代。在汉代人建构赋家的工作中,司马相如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司马相如一方面对自己作为写赋的人有自觉的意识,自觉建构自己的赋家身份;另一方面,他在中国赋史上是第一次用"赋家"一词命名写作大赋的人。他对写赋者的称名,用了文学的审美尺度,因此,他对赋家身份的建构是真正文学的建构,也是最准确地揭示写赋者特殊本质的建构。他的工作成效远远超越了其他汉代人,在这一意义上,司马相如不仅是"赋圣",而且可被称为"赋家之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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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是中国继秦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时代.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这个时代的文学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与宏大的风格.汉代郊庙诗歌是繁花似锦的汉代文学中的一匹黑马,历来未被人重视,但其实它仍具有独特的闪光点.郊庙诗歌脱胎于颂诗,为帝王巩固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它的内容一是对生命短暂的忧伤以及对成仙的向往,二是对国家长治久安的企盼,三是通过宣扬礼乐制度让臣民敬畏君主臣服君主.在艺术特色上,郊庙诗歌也有其独特之处.郊庙诗歌将宗教迷信、敬神求仙与社会的现实政治需要结合在一起,具有文艺的教化目的,又有统摄万邦的精神,是汉代礼乐秩序建设的重要内容. 相似文献
8.
汉人辞赋并称,故今人常注意辞赋之间的关联,即注重楚文化对汉赋的影响,而往往忽略秦文化对于汉赋的影响.秦代"刀笔吏"改进书写工具和书写技巧,简化文字,提高书写速度,为汉赋生产提供了便利的客观条件;他们编订的字书为汉代赋家奠定了文字基础,其近于"分别部居"的编订方式,使得汉赋具有了类于"志书"、"类书"的接受效果;"刀笔吏"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的思维方式,又使汉代赋家在作赋时,抱着"竞于使人不能加也"的仪则心理,而形成闳衍巨丽的赋风;他们的好颂习惯,亦是致使汉代赋颂难分的原因之一. 相似文献
9.
郊祀礼作为帝王家专用之礼,在历代史书典籍中有较为翔实的记载,以史料的的文字记载为依托,通过考察郊祀天地之仪礼,可以发现,汉代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周礼和后世礼制的关节点,它在礼乐制度演化中起了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后世之仪多是直接源于汉代之仪礼。 相似文献
10.
张强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374-384
在经师与君主的共同推动下,经学成为汉代文化的主流,经师及君主也成为汉代思想及文学建设中的权威。经师及君主以经学干预文学,不但对朝政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支配着文学价值观的生成,乃至于经学成为文学思想表达的最高准则,文学追求的最高标准。汉代是宗教神学信仰的时代,汉代文学创作的走向及文学批评的提出与礼乐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诗序》是汉代诗学的重要收获,近年来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把《诗序》视为汉代经学视野下的诗学理论,是汉代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收获。辞赋是汉代最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家在从事辞赋创作的同时对辞赋进行了理论探索及批评。司马相如提出了"赋迹"、"赋心"说;扬雄提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论断;班固在前人的基础上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汉赋的来源及内容与形式等。除此之外,班固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司马迁的文学批评及理论主要保存在《史记》之中。司马迁以六经为价值评判尺度,对历史上的文学家进行了文学批评,并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的进一步阐释下,"发愤"作为专用名词列入了文艺理论的殿堂。王充的文学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衡》的篇目中。王充从文章批判入手,提出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理论,王充的文学批评及主张对后世文学理论建设起到了推进作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