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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之學自胡安國以來,可繼承之傳統有二:一爲經史之學,一爲性理之學。經史之學方面,可注意之焦點有二:一在重祝經史之學之當代性;另一,則是於歷史成敗之探討中,着重分析决定歷史發展走向之歷史人物及其影響。至於性理之學方面,則可分述爲二:就哲學系統之建構言,安國之以"不起不滅"爲心之體,"方起方滅"爲心之用,"心"爲無所不有,謂"物物致察而能一貫"有三境,以及合"操存"與"省察"爲一;凡此諸項觀點,確實具有於程颢、程頤之外,另闢一徑之空間。其後胡宏於"生成"義,説"性"之遍在,而仍於"終極"義,釋"性"爲"有限"之論法;乃至主張一切"存有"之内部,皆内涵一特殊之具有形上意義之"存有因素",此一特珠而遍在之因素,與"氣"之形構條件結合,形塑爲"性"、"心"展現於氣化整體之成因,從而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之表述,皆是一種企圖於宇宙構成論與存有學方面,向前推進之努力。其發展,并非無成功之可能。而在義理學方面,由胡安國"心"之體、用説,落實爲合"操存"與"省察"爲一;此一路向,發展至胡宏,有"智"、"仁"合一之論,乃至"聖人執天之機,惇叙五典,庸秩五禮"之説,亦是一大推進。所難者,在於其所建立之"心""理"合一之論,由"識仁"始,即須有一"能觀"之位置;此點對於一般儒者而言,不易理解,亦不易掌握。以張栻之爲胡宏高弟而不免爲朱子所動摇,僅殘餘一種"體用論"之諍議;即是顯示此項困難。張栻之後,湖湘弟子有從陳傅良、戴溪游者,而如胡大時,且猶疑於朱子、陸九淵之間;以是於性理之義,其學無得而再傳,亦是實情。故就朱子而言,得吕祖謙、張栻之助,乃其成學之歷程中,屬於積極之因素;然張栻因朱子而受注意,湖湘理學之傳,却亦因朱子、張栻之講論而逐漸模糊化。理學之成系,以歷史發展之結果論,實亦仍止有程朱、陸王之形成對峙,真正具有"導引"之力。故就"理學"之嚴格義言,湖湘之學乃發源於胡安國,拓展於胡宏;其功不專在胡宏。而張栻之不足以繼承其脉,乃湖湘之學雖仍重視性理,却無法形成明確之"學派特質",僅能憑借"議題關注點"之特殊走向,發展成爲地域性學風之原因。唯若就"儒學"之寬泛義而言,則湖湘之經、史,乃至其重視"性理"之觀點,歷元迄明,其風習不少衰,不僅支脉分衍各有傳承,其於南宋所形塑之若干特色,即於其後兼受陽明學之衝擊而複雜化,亦仍有所延續。特須另有大儒,出於其間,將之涵融而出新,乃能見出力量。明末王夫之之崛起於衡陽,於理學另創新局,彼受世變之激勵,由經而史,以之深透於性理,彼之所論,不僅具有一種變朱子之"静態形而上學"爲"動態論"之勢能,彼基於"歷史哲學"之觀點而提出之獨創之"理勢論",乃至於"事變"中見"人物",於"群體"與"個體"之關係中,辨析"事理"與"事理中之義理"之眼光,皆非已有之理學、心學之舊軌,所可概括。此點顯示:南宋以後,湖湘於儒學之積蘊,乃至彼所受多方文化因素之影響,實有其屬於一地之獨特性,值得重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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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簡述《莊子》學史上"文學性詮釋"之定義、重要人物與其見解。再詳論體例較完整,且與晚近文學流派關係較切的三部作品,以考其後續發展。公安袁氏借用了中國史學論史家三素養,與佛學對存在結構的分析,以超卓識見爲立身與理解詮釋之鍮;并主張屏棄任何既定格局與套路,此即情量與知見。在取用三教思理以解《莊》方面,公安袁氏昆仲通過大乘佛學華嚴與禪的高度圓熟之發展,和孔、老近似語句,用以説明三教不僅皆深論生死問題,并均主本無生死,天命即此不死不生之本體,并非只局限於生死的談論,實可視爲對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之超越,并確足以爲三教同歸的結論。公安袁氏雖創作兩小書以詮解《莊子》内七篇,但似疏非疏,實亦期讀者能悟雙方旨趣於言外。其性質吾人名曰"無韵之酬和"。然袁氏尚有繁言巧喻,姚鼐與譚元春間尤相近,一皆有"旨"爲閲讀之標的;二或在"以不解爲解"的特殊讀法和簡約注法。即側重"不言而喻"者,亦需藉具體方法以導向解悟。譚元春與姚鼐的方式,同中有異:一,姚氏書中罕見注語,乃藉由分章,類於大塊面的遠景,只將《莊子》原文做最基本的分割,使讀者有一完整的觀照;章與章之分際,若際而非際,非全無助於讀者之體會。於分章項下,即圈點,類於特寫,使讀者由文章之警策處悟入,仍是非言説的默示法。二,譚氏則每用情境爲導引,而謂己"因而遇之",此"遇"之偶發無端、興來如答,遂有其在文學創作與批評上的特殊意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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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2)
對於影響深遠的"經學"不能籠統地看待,而應當歷史地、辯證地建立起經學演進"三階段論"的觀點,即:"傳統經學時代"(清中葉以前)—"經學時代的終結"(晚清)—"以史治經、對經學進行客觀研究的時代"(二十世紀初以後)。這不僅對於經學史研究,而且對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今文公羊學在東漢以後曾長期消沉,但因其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諸項精義,至清中葉以後國内外危機四伏之時,公羊學遂得以復興,與時代潮流相激蕩,展現出非凡的理論創造力,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力地回應時代的迫切課題,龔自珍唤醒國人認識專制統治"衰世"的到來、倡導實行改革,魏源呼吁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有爲將公羊"三世説"與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提出了維新變法的理論綱領,成爲近代向西方學習真理的出色人物。晚清公羊學風靡海内,騰挪跌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程和學術的變遷。對此作專題探討在哲理上有深刻的啓示意義:傳統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轉變的内在基礎、内在動力;晚清時期雖然危機深重,但又是中華民族克服難危局面、有識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關鍵時期。我們可以形象地稱之爲"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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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明末清初的四書相關詮釋,已有多位研究者稱爲“新四書學”,并指出一般考察綜觀的特色,如良知主體性的突顯,儒佛融合的色彩,及自由解經的詮法。而綜觀總有例外。本文以目前較少被注意或討論的人物和材料,呈現晚明四書學在三教語境之下的得與失。文中尤以“以佛解儒”爲重心,説明其釋義之特徵,以逐步補足此期四書學研究的拼圖。本文概述三組對象,一是來斯行的《宗譚六種》,二是葉畫的《四書眼》,三是緇流的四書討論。來斯行以本來無一物之空義會通三教以爲四書作注、衍義,雖多妄附,但并非全無可觀之處。以夢頌數則,於用典中頗能見其轉義之趣。葉畫從於楊復所之後的《四書眼》,固用三教之義,然於解經處,率多就一章推至其極,使其罄無餘義,此法使其釋義多偏側而難以與全體血脉相調和。相對於前二例之恣意,僧人解經,反歸篤論,最重血脉。血脉本是文章家、宋明理學家論文論學的常法,朱、陸皆喜用此以精讀文章、示教啓後。唯若視爲“方法”,亦必有正邪巧拙精粗之别,而此期僧徒於此,確能精義入神。如道盛之論血脉,頗切文意,既正且巧,確是精讀書之人。智旭之論血脉,亦頗有卓見處。最重要的是,雖皆從文本詮釋立言,然其所謂血脉,却正是如何由閲讀啓發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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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專制主義"是西方學者用於定義東方古代政治形態的詞匯。在冷戰時期,這一詞匯又被用於定義東方國家的政體形式。此詞就此具有了時間軸綫上的貫通意義。中國學者站在"東方"立場對"西方"學者的"東方專制主義"斷言進行了辯駁。辯驳圍繞西方學者對東方政治複雜性的不了解,以及服務於冷戰需要的政治目的性展開。這類辯駁,局部澄清了"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的含混與失當。但拒斥"東方專制主義",并未離開以時間軸綫觀察東方、尤其是中國政治的進路。而只是提供了另一條時間軸綫,即中國政治自古至今有着自己的一條反專制的時間延展綫索。可以説,僅僅在時間軸綫上將東方政體命名爲專制主義,抑或是命名爲反專制主義甚至是自由主義,都輕忽了古今政制轉型的空間結構變化。因此二者都是一種歷史决定論的、物理時間偏好的產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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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曾提出史學就是史料學的說法,他的見解常受人誤解(詳後),但其特別强調史料的重要,竊以為仍應引起今日治史者的關注.實際上,若"史料學"包括史料的搜集、整理、解讀和運用,還真可以說是大體上涵蓋了史學的主要内容.這正是傅斯年的意思,他曾把近代史學方法界定為"排比、比較、考訂、編纂史料之方法",在此意義上,"近代史學亦可說是史料編輯之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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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6,(2)
湯炳正是章氏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八十三歲時所撰的此文,回顧自己少年時代如何"狠讀",而在鄉鄰前輩的啓迪下,萌從事學術研究之志;說明其"求學北京"時"最喜歡跟前輩的名流學者相往還",然負笈蘇州師事太炎先生後,才真正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治學與行誼兩方面均受其深刻的影響。如"没有堅實證據,决不立說;没有獨特見解,决不行文",成爲他终身謹守不渝的戒律。并"經常對學生强調說:‘一個學者,要能在本學科中解决幾個歷史性的難題,才算是對學術的貢獻;否則陳說連篇,即使留下幾十本皇皇巨著,也是没有意義的’"。其一生學術經歷坎坷不平;而治學之多變,乃缘随着時代的發展,"我又在探索着自己前進的道路"。其治學特色可概括爲:"於小中見大,於果中求因,於现象中探規律。"另外,其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期間,在學術問題上,從不把個人的主張强加於人,而是努力營造寬鬆的學術氛圍,提倡百花齊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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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之學是宋學體系中一個特别類型,其學既是慶曆之后以性命之理爲核心的地域性學統,又是熙寧之後確立的以新政治理爲核心的官學化學統。以内聖外王之道解構王安石一生建構的學統,可以發現王學其實是兩個既有着密切關聯、又有着鮮明區别的學統形態:一種是民間地域學派的王安石之學,可以稱之爲“臨川之學”;一種是官學化的王安石之學,即所謂“荆公新學”。儘管王安石年輕時致力於内聖之學,希望以内聖解决外王問題,但是王安石一旦“得志”爲宰相後,并没有完全沿着早期以内聖的修己之學來解决外王之治的政治問題,而是通過《三經新義》而回歸漢代的政治儒學。這一密切配合王朝政治的功利主義儒學,受到原本是“同志”的其他宋儒的激烈批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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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0,(1)
善惡有報與德福一致是上古文化的宗教信念。先秦儒學對這一信念的反思最終確立了德性的純粹性、無條件性與崇高性,并將善惡無報與德福不一的問題歸咎於時命、氣命等存在的偶然性。然而德福不一、善惡無報的現象畢竟是人生一大缺憾,西來宗教恰恰以其嚴密的果報理論填補了這一空白。世人趨之若騖,一度造成儒門淡泊的文化慘象。程朱大儒應時而起,重樹"文化自信",立生生不息的天道宇宙論系統,破佛教之輪回觀,以"感應"代"報應",以此彰顯佛教之因果報應、六道輪回論之功利性,又將佛教的因果報應與輪回觀充分現世化、人間化,體現儒家"一個世界"的人文底色,并順勢將佛教"念念受報"觀念轉化爲儒家誠意、慎獨話語。中晚明陽明心學力倡知行合一工夫,進而將佛教的業報輪回説徹底心學化、當下化、德福一致化,惠能"西方只在目前"思想更被完全安立在儒家日用倫常的生活世界之中。要之,在儒學發展史中,古老的德福一致、善惡有報的觀念即分化爲兩套話語系統:一套是"修己之學"話語系統,一套是"安人之學"話語系統。前者堅持惟道是憂的道義主義原則,後者則堅持達情遂欲的現實主義原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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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2)
現實的人性之外尚有超越層的人性,這超越的人性被視爲真正的人性,而且被視爲人的原初狀態,這是主流理學家常見的主張。但現實之人限於感性與智性的生命分化作用,必然會偏離本性,所以學者需要透過逆覺的過程以"復其初",這種"復性"的主張也是理學工夫論常見的主張。理學家這種人性論一方面提升了"人"這個概念的高度,但一方面也造成理念與現實的矛盾。理學的道體論可視爲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之外的第三系,道體論儒者,反對復性説,但也反對自然主義儒學去除超越性的主張。道體論儒者的代表人物有張載、方以智、王夫之,他們主張繼成的人性論,也可説是體用互涵的人性論。他們主張人性具有無限性的本體之義,但作爲本體的本心需要在時間中展現,也就是在"繼"的活動中增加新的内容以完成本心,它也需要在空間性的對偶性中增加他者性的内容以完成本心。繼成的人性論具矛盾性的自我統一的構造,它是理學人性論發展的高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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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古今中西之學並立紛争之際,朱一新倡導“返經求道”,謀劃“溝通漢宋”,積極尋求經學革新之路,並非簡單主張恢復經學傳統。他批評清代漢學家與公羊學者經學闡釋的嚴重失誤,比較漢儒、宋儒經學闡釋的得失優劣,最終以程朱理學爲範型,擬制“詮”“闡”遞進的經學闡釋路徑,創設“漢宋一體”的理想經學模型。抉發朱一新經學批評中的闡釋思想,重審其創建理想經學的美妙設計,有助於彰顯中國經學闡釋傳統的深厚底藴與發展態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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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6,(2)
《王制箋》是晚清今文家通過升格《王制》以改良政治的思潮之產物,其創作目的、背景、體例、深意都值得探究。皮錫瑞在戊戌變法失敗,今文學托古改制的思想受到西學劇烈衝擊的關口,接續廖平、康有爲的《王制》研究,旨在鞏固今文學"改制"的理論基礎,重新爲傳統學術建立起嚴整體系。因此,皮錫瑞一反廖、康等人的天馬行空,試圖回歸經文文本,通過细致的考據、詳實的論證,從字裹行間發掘、落實素王大意。這使得其《王制》研究,呈現出與其他學者相異的面貌。他一方面採用被廖康斥爲"混淆今古"的鄴玄之《王制》注解,接續傳統注疏的名物、禮制考證,以避免空疏之弊;另一方面却以今文學立場轉换鄭注的解讀側重,扭轉鄭玄之《周禮》正統論,强調《王制》的地位及其素王改制之性質。皮锡瑞的《王制箋》渗透了其晚年"重學尊經"的现實關懷,同時體现出深厚的功力和學養,有獨特的理論價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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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我的"情本體"說法源起於1980年《孔子再評價》一文,(請參閱該文"仁的結構"部份),二十世紀90年代我將它展開爲"兩德論""情理結構(參閱《歷史本體論》《論語今讀》等)的倫理學論說,近年似頗有回響,但誤解更多。値此垂斃之年,或仍有責任不回避"還是那一套"的重複或譏諷,再作一點簡略的通俗說明,主要是解說那張"倫理學總覽表"(如下圖,始見於三聯版《回應桑德爾及其他》,略修訂後收入靑島版《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及三聯版《倫理學綱要續篇》)。因爲該表概括了我有關倫理學的基本想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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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6,(2)
"歷史的轉向"并非單純回歸到十九世紀的"歷史主義",蓋"歷史主義"所强調的"發展性"(development)和"獨特性"(individuality),在後現代的氛圍,兩者均需再經審慎的檢驗。而除却唤醒"歷史的真實性"(historicity),"歷史的轉向"需要對以往的史學進行一連串的反思。"反思"的對象包括上至國家、民族、社會、階級等客體,下抵學者自我的省察,甚至觸及時間(time)、空間(space)、時序(temporality)的範疇。這些概念往昔均被視爲理所當然、不證自明的分析單元,但只要梳理其底蘊,却都是特定時空情境所造成,是故得予重新解析,考鏡其源流。簡而言之,試以"過去"、"現在"、"未來"三者的關係,來界定"史學"的性質。傳統、近代及當代史學各自呈現不同特色:"傳統史學"旨在鑑古知今,乃由"過去"凝視"現在";而"近代史學"着重以今觀古,則由"現在"投射(回溯)"過去";晚近的"當代史學"却反其道,擬由"未來"定位"現在"與"過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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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爲生命的學問,因此體知與體證對於儒學的理解和發展都具有特别的意義。颜回是孔門高弟,位居"四科"之首,"優入聖域",在儒家道統中居於極爲重要的地位。顏子之體證境界,建基於好學,其踐屣工夫如"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颇多可述。宋儒津津樂道之"孔颜樂處"正是顏子"優入聖城"的表徵,颜子的儒學史地位不在於理論上之創發,而在於生命之詮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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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經由中西哲學的宏觀對比,指出華人文化傳統所重視的在“生生之德”,是“天地人交與參贊而成的總體”,而强調人與世界的相互迎向下,而着重在真存實感的根源性感通,而其内聖外王的架構,亦須得置於此來理解。這一生生之德的傳統,它强調的是“我與你”,這樣的主體互動感通、和合爲一。相對而言,西方文化主流傳統所重視的是經由一“主體的對象化活動”對於客觀對象的確認,人之做爲理性的動物,經由“我與你”這樣的存在樣式,而開啓其主智的傳統:再者,作者指出西方神秘主義傳統和中國的生息感通的傳統雖亦有其可會通處,但因爲理性的樣式不同,其中亦自有其異同。又西方近代哲學自笛卡兒(R.Descartes)標識出“我思故我在”以來,便轉而形成一外顯的理智主義傳統,這可以説是西方現代性的起源。經由對比性的思考,我們可以衡定中國哲學中的人文主義和西方哲學中的人本主義之異同。最後,作者指出“覺知”是從“意識之前”到“意識所及”的過程,“覺知”不只涉及於方法論,而且是存有論的問題;吾人經由“覺知”,穿破表象、進到實象,即此實象即是本體。如此之覺知,是一根源性的、實存的、感通的契入,這便是生生之德、存在的道德真實感的“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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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引自劉歆與太常博士之爭始,至何休與鄭玄的《三傳》之分,漢代今、古文學之爭的主題發生了明顯 變化,即從爭立博士官向經義之爭轉變。變化的發 端,肇始於光武世范升和陳元的爭論,而白虎觀會 議《公羊》家李育以義難賈達,也屬於經義之分的範圍 (見下)。衹是兩次爭論的文獻基本亡佚,無法提供具 體的例證。至於何休、鄭玄關於《三傳》的分歧,雖然衹 存留零星史料,卻展示了經義之爭的具體面目,并為 人們理解東漢後期的經學之爭提供了進一步考察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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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看,中西兩大哲學傳統彼此相遇,無疑是哲學史中的重要現象。中國哲學從先秦開始,其衍化過程中便一直包含哲學之爲哲學的普遍品格,“性與天道”這一中國哲學的論題所涉及,也就是何爲世界、如何理解世界以及何爲人、如何理解人等哲學的根本問題。當然,相關問題展開和探索要成爲現代學術共同體中討論的對象,其表述方式、概念運用、命題推論,等等,都需要經過轉换以取得現代形態。在中國哲學的具體研究方面,既需要關注哲學家,也應當分析相關的哲學論題。即使以中國哲學爲主題,也可以放在世界範圍之内去討論。從世界哲學的視域考察哲學問題,同時需要關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哲學的當代衍化中,馬克思主義已逐漸成爲中國哲學不能忽視的方面。就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發展而言,在中國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離不開中國文化的背景,后者同時意味着這種考察與中國思想傳統的溝通。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