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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8)
焦作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古河内地区,历史悠久。汉代是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尤以汉献帝禅让帝位于曹丕,被封为"山阳公"居住于此而名声大震。焦作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其中出土的大量汉代陶仓楼,是极具地方特色的珍贵文物,不仅数量繁多、类型丰富,而且装饰精美、结构独特。根据陶仓楼的形制和结构,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带院落的多层陶仓楼、连阁式陶仓楼、联仓式陶仓楼和简式陶仓楼。其中,联仓式陶仓楼是东汉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型陶仓楼,制作精美、装饰华丽,主要出土于山阳故城周边10公里范围内的汉墓群,反映了焦作地区东汉时期陶仓楼的发展演变和高超的建筑技艺,具有重要的历史及艺术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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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白庄汉墓M51位于"山阳故城"东1.5公里处,是其附属墓葬。出土了完整的陶器组合,特别是彩绘三层二联仓陶仓楼,为联仓类型陶仓楼的断代提供了依据,亦为研究古代建筑史和建筑装饰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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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市魏紫路蒋沟段基建考古过程中清理了4座墓葬.其中C4M1020为西晋墓,形制为竖穴墓道方形单室土洞墓,出土有陶罐、碗、盆、灶、井、圈厕、马、帐座及2面连弧纹铜镜等.C4M1019、C4M1021、C4M1023为唐墓,形制为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C4M1019出土有陶侍俑、天王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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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0,(1)
2008年,在河南焦作山阳故城北约500多米处的李河墓群,出土了一座七层连阁彩绘陶仓楼。该陶仓楼的附楼位于主楼右侧,院落门楼顶部为五脊庑殿顶,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新型连阁式陶仓楼,对研究汉代建筑形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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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秋至2005年初,为配合大秦铁路的基建项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一处北魏墓群。发掘墓葬15座,形制上包括土洞墓、砖室墓和竖穴土坑墓,出土器物有铜器、铁器、玉器、陶器、漆器等。墓群无论是形制还是随葬器物,都具有北魏时期的特征。大同湖东地区是一处规模比较大的北魏平城时期墓葬的集中分布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文物考古单位就曾在此进行过比较系统的工作,出土过一些十分重要的文物。此次发掘的墓群距离以往发掘过的北魏墓群都比较近,文化面貌相同,同属一期。本次发掘进一步丰富了北魏平城时期的文化面貌,扩大了北魏墓葬的选址范围,与历年发掘的北魏墓葬共同构筑了平城时代墓葬文化的丰富内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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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跨5年度的报道,终于在最近结束了。2011年初,襄阳市博物馆从陈坡墓葬出土的文物中精选了30多件在市博物馆陈列展出,并且正在指定方案。对这个墓葬出土的360多件文物进行专题陈列展览,这个从2005年开始跟踪的采访圆满结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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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3)
2015年12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义马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在义马市锦铺佳园小区,抢救性发掘了一座仿木砖雕墓,根据该墓买地券内容,断定时代为金代,这种墓葬形制在宋金时期较为流行,其结构较复杂,墓主一般是家庭较为富裕的地主阶层。该墓出土精美砖雕27幅(块),内容包括竹鹤图类、仿木格子窗类、花卉类、孝子故事类和"夫妻对坐"类等题材。砖雕竹鹤图,在三门峡地区属首次发现,为此类砖雕或绘画提供了实物例证。"夫妻对坐"是四个人物和一桌子砖雕构成的场景,由"一桌二椅"演化而来,也是"开芳宴"的一种简化形式。该墓出土四幅孝子故事砖雕,为中国古代孝行文化的见证。该墓的发掘为研究金代建筑工艺、砖雕艺术、孝子文化等提供了宝贵材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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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1):36-48
2013年10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310国道洛阳市境改建工程沿线开展考古发掘,于孟津县(今洛阳市孟津区)平乐镇上屯村西北清理西汉墓1座(编号C8M2001),墓葬未被盗扰,形制保存较好,出土器物较为丰富,最重要的收获是墓葬内同时出土8件原始瓷器和2件釉陶器,是洛阳地区以往少见的原始瓷和釉陶同出一墓的案例,反映了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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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12)
2016年3-7月,为配合山西其亚铝业有限公司工程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工作站、汾西县文物旅游局等单位,在山西临汾汾西县郝家沟村北发掘了3座金代砖雕壁画墓。其中,M153是一座仿木构圆形穹窿顶单室砖墓,虽彩绘层保存较差,但墓室结构完整且特殊,雕刻内容丰富,出土瓷器特色鲜明,在晋南地区同时期墓葬中较为罕见。M2与M19是两座毗邻的家族墓,M19墓室大部被毁; M2是仿木构八边形叠涩顶单室砖墓,墓室虽经扰乱,但仿木构砖雕和建筑彩绘保存相对完好,妇人启门图较为生动。从墓葬形制、砖雕样式、壁画内容及出土瓷器分析,这批墓葬年代为金代,为进一步探讨山西地区金墓区域面貌和葬制传统提供了新资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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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围绕湖北英山出土的“毕昇碑”,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讨论。讨论的重点,主要是,此毕昇是否就是北宋活字印刷发明者毕昇。笔者曾撰《毕昇与湖北英山出土的“毕昇碑”》一文,否定其说,认为刻碑为元末明初所立,上镌“日”、“月”二字,以及形制纹饰,均带有外来宗教的色彩,实际是一方摩尼教——明教——日月教教徒碑。该文刊于中国文物研究所文物古文献研究部主编的《出土文献研究》第三集,中华书局即将出版。该文摘要,提前刊于《中国文物报》1994年9月25日第三版。笔者原本认为,自己对“毕昇碑”的研究,到此已经结束,可以退出这场讨论了。不料近接《出版科学》主编蔡学俭先生函,知该文摘要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反响。孙启康先生曾撰《毕昇墓碑的物象崇拜与宗教色彩》一文(该刊1995年第1期,以下简称“孙文”)认为:“毕异碑”所镌“日”、“月”二字,为“汉族传统的物象崇拜”;其形制纹饰,是“道道地地的佛教色彩”。由于孙文对“毕昇碑”的宗教色彩的确有误会,笔者特撰此文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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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邑县太清宫镇隐山遗址发现了一座商末周初长氏贵族大墓,它的发掘进入1998年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提名。从其出土文物、所处地理位置的历史变迁可以证实此墓属于历国境内。从此墓中夯土城墙的发现以及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铜器器形及组合综合分析,此墓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结合长氏墓所处的时代特征及地理位置,长氏墓当属商周时期厉国的墓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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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4)
2012年7-12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现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南京林业大学校园东南部发现并清理六朝至明清时期墓葬46座,出土各类文物120余件。其中四座明代墓葬(编号2012M11-13、M46)保存完好,出土文物精美。尤为值得注意的是,M11、M12、M13三墓并排分布,方向一致,距离较近而互相之间无打破现象,且三墓形制相同,推测应属于同一家族。M46为竖穴土坑墓,墓内出土青花梅瓶一件,器形精美,较为罕见。四座墓葬的埋葬地位于明代徐达家族墓地范围内,附近区域曾陆续发现过十余座身份相对明确的徐达家族墓。综合分布位置、墓葬时代和形制特征等要素,我们推测此次发现的四座明代墓葬与徐达家族之间关系密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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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2)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有一套出土于安徽安庆元代范文虎夫妇合葬墓的素面玉带具。墓主范文虎是南宋与蒙元战争后期的重要高级将领,掌控着南宋的存亡;降元后步步累迁至平章政事、尚书右丞,成为"南人"之中入元官职最高者。范氏墓中出土多件玉制品也因形制特殊、质料上乘成为元代玉器研究的断代标准器。本文选取其中的玉素面带具,重新审视其出土情况以探究墓中相关随葬品的空间关系;并从当前考古出土文物、图像以及文献资料,对唐末五代乃至宋元时期中国汉地玉带具的流变做一梳理;以范氏玉带为例,复原与解读唐宋时期从单鈌单挞尾"方团"玉带到双鈌单挞尾"排方"玉带的演变、使用和名谓。同时对宋元时期盛行的一类"束带"类带具也有所阐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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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1)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一件双联玉管,做工精致、形制独特,推测具有实用功能,由于迄今尚未发现类似器物,长期以来一直不清楚其具体用途。近年来,考古出土毛笔实物较多,笔杆均精细长直,无论长度还是管径,其大小均能装入这只玉管。另外为了便于携带和保护毛笔,与之配套使用的笔套在全国范围内多处墓葬发现,形制有短套、长套、双联套,材质有竹子和木胎漆器,显著特点均是一端封闭,另一端开通,也与玉管特征相同。因此通过与考古出土的毛笔和笔套比对,结合其尺寸和形制分析,这个双联玉管应是放置毛笔的容器—笔套。狮子山西汉墓出土笔套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汉代双连玉笔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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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3):6-35
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为配合临泽县自由路南延伸段工程,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临泽县文物局和博物馆,对路基开挖中暴露的沙河五三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发掘墓葬63座,包括汉墓、魏晋墓,出土陶器等文物近600件。除2座土洞墓、4座石室墓(疑为少数民族墓葬),其余皆为砖室墓。砖室墓又有单室、双室和三室之分。这些墓葬基本均为汉晋时期的小型墓葬,随葬品大多为陶器,个别墓出土铜釜、铜镜、铜印章、铜弩机、铜马衔和铁罐、铁灯及琉璃饰品等。陶器主要有壶、罐、鼎、灶、案、灯、盘、仓、奁、樽、井、釜、甑、耳杯。基本组合为壶(锺)、罐、鼎、樽、案、灶、盘,罐、壶、鼎、灶、仓、灯、碟或加瓮、奁。时代主要为东汉末至曹魏时期士庶阶层墓葬,为研究河西地区黑河流域汉晋墓葬的葬制、葬俗等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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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12)
2014年2-11月,为配合省道S323线郑州登封段建设工程,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郑州登封大金店镇西北部一处汉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101座,2014ZDDM7位于该墓群的东部即金东村。M7形制保存相对完整,为斜坡墓道单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封门、墓室组成。墓道呈斜坡状;封门外弧,由青砖横向错缝平砌而成;甬道平面呈梯形,拱形顶,青砖铺底;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拱形顶,由三种纹饰的小青砖围券而成,青砖铺底。墓室内出土文物比较丰富,随葬品共计23件,分为陶器、铜器、银器,其中陶器有仓、罐、瓮、壶、井、灶、狗、鸡等,铜器有洗、镜,银戒指1枚,另有五铢钱120枚。根据M7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特征判断,其应该为东汉前期墓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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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4)
2010年1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荥阳市博物馆在荥阳市苜蓿洼村西南部的檀山阳坡发掘了晚唐墓葬1座,墓主为晚唐秀才卢珰。卢珰墓为长方形斜坡墓道洞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形制较小。出土有陶塔罐盖、陶饼、白瓷碗、白瓷执壶、铜钥、铁尺、骨梳、风字砚、墓志。随葬品虽不甚丰富,却十分精致,与卢珰出身名门但家境一般的境况契合。根据墓志的记载,卢珰的曾祖、祖父、外祖父、父亲均为唐朝官员,其外祖父为太傅,身份尤为显赫,然此四人未见载于史书,故墓志可补史书之缺。卢珰为范阳卢氏之后,其外祖父家为赵郡李氏,范阳卢氏与赵郡李氏为有唐之望族,墓志亦对研究唐代世族有着重要价值。卢珰墓未经盗扰,保存较好,出土器物时代明确,为郑州地区晚唐墓葬断代提供了标尺。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