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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琦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
漕运行程是整个漕事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朝廷着力最大、耗时最长、费资最多的环节,而清代漕运行程中的漕限、水程、土宜诸问题集中地反映清代漕运中的重大问题,即秩序、成本以及漕运与社会的交涉。清廷对于漕运各个环节的期限都做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规制,漕限不仅维持漕船的有序行进与漕粮抵京,更重要的是保证每年周而复始的漕运秩序,秩序之于王朝的意义在漕运事务中体现无遗;清代漕运无论是江程抑或河程,“险隘处所”在在皆有,由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漕运的高成本,集权政治具有强大的资源调配效能,但是其所造成的社会性消耗也是巨大的;而漕船附载“土宜”意在解决漕运人员的生计问题,但客观上引发了漕运人员沿途的商业贸易活动,并将漕运活动推入长江中下游尤其是运河一线的商业链条中,成为沟通南北物质交流的重要渠道。在社会变迁中,国家事务必然与社会发生深度的交涉与互动。 相似文献
2.
汪杏莉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28(3):108-110,124
漕运是封建王朝的一项重要的财政经济制度,由于江南地区地理条件、经济发达,在国家漕粮征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江南漕运,从机构设置,漕运水道,漕额漕赋以及其后的漕运河改海等方面都有突出的特点。从这一方面反映出该地区总体经济状况。 相似文献
3.
王明德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3):8-12
漕运是封建王朝政治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以政治中心为转移,以满足都城物资需求为目标,以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水路为载体;同时漕运又是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发展又受经济活动规律和运河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根据王朝都城的位置变迁、漕粮主要来源地的变化以及运河网络的发展,可将中国古代漕运系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以长安为中心、以“关东之漕”为内容的发生阶段;以洛阳为中心、以“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的转折为内容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汴京为中心、以“江淮之漕”为内容的繁荣发展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以“江南之漕”为内容的高度发展与终结阶段。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生、发展、繁荣和终结的全过程。 相似文献
4.
杨杭军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嘉庆以后,漕运制度运作困难,各个环节失调,运达京师漕粮减少。从州县兑漕开始,千里运河漕运以及通仓交粮,自始至终都有旗丁的责任,而且各种漕运弊端多与旗丁牵连,所以朝野对于旗丁的非难随处可闻。在这些弊端中,旗丁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时人犹在庐山之中：就事论事,漕运中许多弊端确与旗丁纠葛不清,但是,旗丁毕竟只是具体运漕的丁夫,他们怎么能有如此能量兴风作浪,危害漕政,而执政者长期没有良策使之就范,其中复杂的社会及时代背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也许会有趋于合理的解释 相似文献
5.
王艳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1998,(4)
北宋有一套设置完备的漕运管理系统。在中央,三司是主管部门,负责统一规划全国范围内的漕运工作。在地方,主管漕运大计的部门有转运司和发运司。前者收缴贡赋,后者要及时发送。漕粮上路后,沿途各催纲司、拨发司要担负押运工作。漕粮至京后,下卸和进仓由在京的四个排岸司和下卸司负责,储备工作也由专人负责。北宋的漕运管理机构相当成熟、完善,反映了北宋漕运事业的发展水平。 相似文献
6.
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修或开凿了一大批漕渠，按照其主要功用可分为用于军队与辎重的输送、农业区的租赋运输和商业运输三类。对于漕运的管理形成了皇帝——权臣决策，地方郡守和军事将领负责执行的机制。在管理机构上，形成了以度支尚书为中心的中央管理机构和以专门职官与地方郡守组成的地方管理机构。此外，还有以大司农为代表的关涉机构协调漕运的管理。因此该时期的漕运事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机的管理体系。由于该时期军事斗争的频繁，使得军事将领对漕运从决策到执行到管理各个环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在一方面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漕运管理的特点。 相似文献
7.
何博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1):17-22
三门峡漕运是我国古代东西漕粮转输的必经要道,历史上也是沟通长安与洛阳这两大都城东西水陆运输干道上的漕运枢纽地段,对于维持定都关中政权的政局稳定以及两京格局均有着重要作用,并对我国古代漕运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北地区在历史上曾长期是中原王朝的军事中心,三门峡漕运也因此成为朝廷在西北地区发展军事,进行战争,加强边境防务,维护边疆稳定的基础。同时,历代王朝也利用三门峡漕运在灾荒年份赈济灾民、平粜物价,对社会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 相似文献
8.
清代江南河道总督的设立,对江南地区的水道治理、工程修建、漕运事务具有重要的意义.江南河道总督不仅与两江总督存在着事务上的合作与协商,更有权力与利益上的冲突与博弈,其位置是否稳固与中央权力及地方权力是否保持平衡有很大的关系.清政府虽专注于保漕,但缺乏对黄淮运进行系统与长期的规划与治理,加之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与河政官员的贪赃枉法,最终也没能改变河政走向衰败的命运. 相似文献
9.
倪玉平 《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5(4):59-61,96
漕政为历代政府所重视。清前中期大力整顿漕弊，成效斐然；但到嘉道时期，随着吏治的腐败，国家控制能力下降，漕弊渐生，包括官吏的贪污、旗丁的勒索与被勒索、对百姓的浮收等等。嘉道时期漕弊的存在，为清代的漕粮海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事实上成为中国漕运制度废除的理论前提。 相似文献
10.
王艳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北宋汴河的漕运制度是健全的。漕船的运行以纲为编制单位,发运司共掌２００纲。纲船实行官、私船分运制。在正常的年份,汴河实行一年四运制,每年漕运的时间约有二百余日,冬日需关闭汴口。最重要的漕运制度是转般法,在它运行的百余年间,对汴河漕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北宋对汴河漕额的规定是较稳定的,基本保持在每年６００万石左右。有了这套健全的漕运制度,北宋才能维系其生存和发展 相似文献
11.
周喜峰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4,(6):76-81
清朝初年,为了加强对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统治,抵御沙俄的侵略,清朝在宁古塔设立总管,康熙元年(1662)改称"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宁古塔将军是清代黑龙江流域最早设立的军政长官。负责辖区的政治、军事经济、边防等各项事宜。宁古塔将军的设立,是黑龙江地方政权建设的重要开端。 相似文献
12.
明代德州运河水次仓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水次仓是中国古代封建国家为转运、存储漕粮而在人工或自然河流沿岸设立的粮食仓库,而明代是中国水次仓制度发展的最高峰。本文通过对德州水次仓的设置沿革、管理运作、功能作用等方面的考察,以揭示其地位嬗变与漕法变化、河道变迁、国家重视程度之间的关系。 相似文献
13.
清水江流域的河道运输起源很早,明清时期是一个鼎盛时期。许多港口兴建,如锦屏港、剑河港、瓮洞港、远口港。这些港口的兴起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运输的物资也从单一的贡赋运输变成更加丰富的商品运输,其中最主要的是木材运输。木材交易有着自己的交易规则,当江制度和江步制度都是具有很强烈的地方特色,成为当地木材交易的一个习惯法。河道运输的运输价格以木材运输为典型,决定其运输价格的主要因素是运输距离与运输物资的数量。清水江河道运输的发展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的发展,了解其发展的过程可以窥探出该地区人民生活面貌。 相似文献
14.
张允随作为清代前期云南地方政坛上继鄂尔泰之后有所作为的封疆大吏,长期督理云南地方政务,建树颇多,由其主要负责的金沙江航道整治工程,体现了重视水利交通,发展云南地方经济的思想。他治河的各项管理措施,值得肯定和借鉴。 相似文献
15.
在清朝政腐败、国难日亟的形势下,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使周素园冲破了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的樊笼,走上维新救亡之路,进而创办自治学社,领导贵州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在贵州的统治.建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军政府被反动势力颠覆后,周素园为换救革命,流亡渝、汉、京、沪等地,辗转于南北军阀之间数十年,看到了军阀的祸国殃民,决心不再屈从军阀的要抉,走上重新努力探索自己人生道路和中国出路的新征程. 相似文献
16.
秦兆祥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6(6):37-40
避暑山庄的兴建与热河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及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密不可分。清前期皇帝重视“木兰秋祢”，避暑山庄成为清廷的第二政治中心，热河驻防因而显得尤为重要。清代热河驻防最高长官经历了驻防总管、热河副都统、热河都统的演变过程，其职能呈扩大化趋势。其中总管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外八庙始终是其重要职能。 相似文献
17.
清代京城十三仓是存储全国有漕八省数百万石税粮的基地,对京畿地区的粮价平衡与市场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保障京仓的正常运转,清政府虽然设立了仓场侍郎、坐粮厅、巡仓御史等官员监督仓场,但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整个清代京仓仍然屡遭火灾,漕粮损失严重。为以儆效尤,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惩罚火灾中相关责任人员,并就火灾原因调查、赔偿比例、重修补造作出了相关的规定。 相似文献
18.
Effect of water and sediment regulation on lower Yellow River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water and sediment regul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year 2002-2007, the effect of erosion and deposition on the lower reaches, the amount and distribution of erosion and deposition in the river mouth area, the adjustment of river regime, the effect of river regulation projects and changes of flowing capacity of the channel are analyzed.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water and sediment regulation is efficient to reduce deposition and improve the flowing capacity and the conditions of sediment transport.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