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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业深度融合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有何影响？本文使用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8年微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非参数分位数模型探究了产融结合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研究发现:（1）产融结合对不同研发投资存在非线性效应,对研究阶段投资表现出显著抑制效应,而对试验开发阶段投资呈现出“N型”影响特征;（2）产融结合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具有异质影响。随着分位点提高,其对研究阶段抑制效果更明显,对试验开发促进效果不断加强,但存在最优界限;（3）随着产融结合程度加深,其对国有企业研究阶段投资具有明显挤出效应,而对开发阶段促进效果显著;相反,能够提高非国有企业研究阶段投资水平,而不利于其试验开发阶段投资。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企业通过产融结合进行外源融资时,应充分考虑不同研发类型,选择与自身创新能力相适应的产融结合水平,为达到提升研发投资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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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企业通过研发操纵迎合政策门槛值，可以获取税收减免等政策性优惠，但刻意的研发操纵行为却不一定带来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本文基于2008~2018年ACF法测算的微观企业生产率数据及B-样条基函数展开的非参数分位数模型，更加真实地捕获研发操纵对企业生产率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结果发现：（1）研发操纵对企业生产率存在非线性影响，随着研发操纵不断增加，会抑制企业生产率。（2）研发操纵在不同分位点存在显著异质效应，在低分位点处对研发操纵敏感程度更高，即企业生产率水平越低，研发操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显著。（3）非国有企业更有动机进行研发操纵，且对生产率负面影响更显著。此外，研发操纵对不同地区或技术类型企业生产率影响不同，其中对高技术类型、中西部地区负面影响更显著。（4）研发操纵对企业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中国企业不应盲目研发操纵，应与自身生产率密切结合，为适度研发操纵提升企业生产率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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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滞后性的典型事实,利用金融要素扭曲指数及中国高技术产业1999-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GMM动态面板方法,实证检验了金融要素扭曲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地区差异。研究表明,金融要素扭曲显著抑制了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投资的增长,且这种创新抑制效应在金融要素扭曲程度越高的地区越发明显。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权结构状况、财政收入水平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门槛值区间,金融要素扭曲对高技术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程度和方向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结论不仅从金融要素扭曲的视角,解释了转型时期中国地区高技术企业普遍面临的创新活动融资困境,而且为理解金融要素扭曲抑制企业创新投资的微观传导路径提供了经验证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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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与扭转微观企业的“脱实向虚”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背后动机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重点基于产业政策视角审视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的微观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主要动机是“投机套利”,且金融化对于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在区分四类金融资产后该结果依然成立;且企业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弱的情境下挤出效应更为明显;（2）产业政策则可以显著弱化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体现为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挤出的“拦路虎”效应,并主要通过政府补贴和行政管制两种路径发挥作用,且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下在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显著改善了金融化背景下非国有产权与高新技术行业下的企业创新活动。本文的研究为实体企业制定合理的投资决策以及政府基于产业政策等激励制度安排引导企业“脱虚向实”优化企业的创新环境提供现实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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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2—2009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并使用分位数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与自主研发对不同分位点知识积累的影响。研究发现:单纯的金融发展或自主研发对位于大部分分位点的知识积累影响并不显著,但是金融发展与自主研发的联合效应会对中高端分位点的知识积累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有利于自主研发对知识积累的影响;随着金融发展程度不断提高,自主研发对知识积累的主效应不断上升,而且不同分位点主效应的影响尺度存在差异,但是该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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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区域边界的内外部视角,将创新活动的知识资源划分为自有知识和知识溢出两部分,利用2009—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O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自有知识、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OLS回归结果表明：自有知识对区域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知识溢出的影响显著为负;自有知识的主效应大于知识溢出,且二者在影响区域创新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自有知识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先升后降;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产出除在0.25分位点没有显著影响外,在其他分位点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自有知识与知识溢出的交互效应在区域创新产出不同分位点的影响不一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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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创新持续性依赖于创新资金的长期投入。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日益活跃,是否与其创新能力投资相背离？本文基于2009—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动态面板数据,依据“动机—行为—经济后果”逻辑,建立异质性配置动机下的计量模型,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企业金融化显著抑制了创新持续性;受融资约束更强的企业,金融化对其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即未发现储蓄动机下的促进效应;套利动机更强的企业,其创新持续性受金融化投资增加的制约作用更大。以上结果表明,企业更多是出于套利动机而非储蓄动机配置金融资产,由此削弱了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率—利润”的动力,不利于企业创新持续性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套利动机与中国市场发展不成熟相关,提高市场化程度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的不利后果。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和企业进一步认识金融化问题的制度成因及后果,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企业金融化的对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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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从异质性视角深入探讨管理层激励方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对企业异质研发投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影响关系调节效应的基本假设,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研究投资和试验开发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薪酬激励对试验开发投资有正向影响,与研究投资间的关系则呈倒“U”型;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监督作用增强,这强化了股权激励对两种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但薪酬激励对两种研发投资的影响被挤出;研发投资不仅可以提升企业当期绩效,对其未来绩效也有着积极影响,且研究投资和试验开发投资对企业未来绩效影响的持续期数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从异质性视角拓展了创新激励理论,对企业创新激励机制设计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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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体产业低回报率导致实体经济虚拟化,研究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金融化对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挤出效应显著,而对基础研究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引入机制效应模型,发现盈余管理动机存在时,企业存在显著的减少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提高企业营收的动机,高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进一步通过提高金融投资配置比例来挤出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资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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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经济“脱实向虚”和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提高企业创新质量是一个关键问题。本文将公司投资选择问题与政府行为结合，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从政府治理视角选取变量检验其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表现为“挤出”效应，其作用机制为企业金融化通过挤占创新资源、增大企业收益波动，进而降低了企业创新质量。政府创新补助和政府监管可以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而官员变更加重了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偏离程度越大，创新质量越低，并且不同程度的金融化水平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也证实了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本文将政府行为纳入研究框架，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的相关研究，也为国家制订政策提供理论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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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补贴非研发补贴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 《科学学研究》2023,41(1):181-192
政府补贴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和持续性发展意义重大。为了探讨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企业金融化与所有权性质在两者间的调节作用。本文运用我国2007-2019年上市企业数据,基于信号理论分析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非对称影响,并探讨企业金融化与所有权性质在政府补贴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政府的研发补贴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倒U型影响,政府非研发补贴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积极影响;(2)企业金融化会使得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倒U型影响效应更凸,并负向调节政府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3)国有企业属性会负向调节政府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且国有企业的金融化对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弱于非国有企业;(4)不同地区和上市板块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的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的非对称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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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司治理作为中介变量探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借助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12－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的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实证资本市场开放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沪港通制度实施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2）沪港通政策能通过优化标的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主要通过降低公司治理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成本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3）沪港通政策对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为此提出政府应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规则和监管制度等,而企业也应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大创新投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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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公共产品特性和金融市场失灵是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可通过税收激励来调节,而后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融资约束。本文基于2010—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融资约束视角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动态回归模型、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激励对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正向促进效应,而且税基优惠的促进效应大于税率优惠,但税收激励对研发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不足。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强度影响显著为负,税收激励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其中税基优惠主要有利于缓解内部融资约束,税率优惠更有助于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文章最后提出应关注每项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提升创新质量等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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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围绕“设立海外研发中心与母公司创新绩效”的关系展开理论研究,认为海外研发中心的设立,是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在国际化战略中追赶发达国家企业的重要方式,并对于母公司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选取汽车行业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证明：海外研发中心能够更好地将获取的国际资源转化为专利数量为代表的母公司创新绩效,但对专利质量为代表的母公司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有所不同;国有控股企业因国内政策支持反而会受到东道国的某些限制,从而抑制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当企业自身能力较弱,无法独立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时,企业可以采用并购海外技术先进型企业并在并购企业所在地建立研发中心的方式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提出我国汽车制造业进一步创新发展的路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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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侧重于探索供应商如何为制造企业提升研发创新,但忽视了非研发创新的内在价值。事实上,非研发创新同样是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鲜有研究探明供应链情境下非研发创新的结构与前因。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破解如何提升研发创新与非研发创新,并探明供应商为制造商带来更多的研发创新还是非研发创新。选取538份有效问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实证结果表明：（1）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各维度均正向影响研发创新与非研发创新;（2）相对于研发创新,结构资本与认知资本更能提升制造企业非研发创新;而相对于非研发创新,关系资本更能提升制造企业研发创新;（3）社会资本各维度对非研发创新的各维度（产品或工艺改进、模仿创新、技术引进与市场创新）均产生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厘清了制造企业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不同维度提升研发创新/非研发创新的差异性影响,为制造企业提升研发创新/非研发创新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践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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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风险投资、企业风险承担和企业创新投资决策间的关系,对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强企业创新积极性,促进我国创新创业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家、风险投资与银行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机理,基于2007至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运用“情景转换回归”方法对本文提出的假说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风险投资能够促进企业风险承担;高持股比例、联合投资、高声誉风险投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减轻企业融资约束是风险投资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渠道。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将刺激企业研发和技术并购,企业风险承担在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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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财税激励和研发投入交互作用下，企业创新绩效是否会受到影响。本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选取西部地区59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此检验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从所有制和行业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都通过研发投入这一中介变量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享受税收优惠的民营企业，其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挤出效应。深入考察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发现：税收优惠与企业费用化研发投入交互作用更加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财政补贴与资本化研发投入相融后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也存在积极影响。最终本文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进一步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来优化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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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引领者,亦是研发资金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领导者。本文运用2011-2018年内部控制、研发活动及财务数据,检验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与企业研发资金管控行为和管控效果的关联性。研究发现：(1)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愈强,企业研发资金管控行为愈自信,包括管控方式自信、投入力度自信。(2)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的正向变动,同样正向影响企业研发资金管控行为的自信程度。(3)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愈强,企业研发投入增长更快,研发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均增长更快。本研究建议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管机构,积极引导所有董事会成员开展“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专业化培育,以期更好的在企业研发资金管控中履职尽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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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是我国政府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升企业研发积极性的一大举措。本文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考察了寻租因素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确实能够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力度,且高市场化地区的促进作用强于低市场化地区;寻租行为的产生会抑制这种促进作用,且对低市场化地区企业的抑制效应更明显;短期性的政策迎合式的投入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提升企业研发投入的一大因素,且低市场化地区的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年份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我们建议,要进一步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程序和办法,同时要提升市场化水平,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和研发投入的主动性。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