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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基石在师德。儒家经典《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今天,在构建和谐校园过程中,高校教师如何实现“明德”、“亲民”从而“止于至善”呢？这就要更新教育观念,提升师德理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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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微”是儒家重要的道德修养思想.因任何事物都由萌动之“几”发展至盛大之“势”,“几,”对事物发展而言,具有先兆性、同时又具有可控性,因此在道德实践中“知微”、也即“观几”,明察善、恶端倪及其背后的意念,采取应对策略也就十分重要;“知微”的具体实现路径是诚意、慎独,即强调心静以明性.儒家“知微”观对现实社会中的个体修身及家庭、学校德育都具有较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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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人的现代大学模式作为一种学制,丧失了某种“大学精神”。这种大学精神就是：居仁由义。这种大学精神乃蕴涵在“大学之道”之中。这种大学之道就是：立德爱人。这种大学之道最初表述在作为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文本里。诚然,当我们用一个中国古有的词语“大学”去翻译西方的词语“university”并获得普遍认可的时候,这已经表明了两者之间尽管没有等同性,却毕竟存在着某种对应性;但这种对应性其实只是外在的,仅仅意味着,不论古今,所谓“大学”所指的都是教育体制当中在学龄上的最高阶段而已。换句话说,这种对应性并没有涉及大学的某种内在精神——大学精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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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儒家與佛教的時間觀之同異及其現代啓示,指出儒家時間觀以“循環時間觀”爲最重要表現,儒家從“時間性”之中萃取“超時間性”的道德命題,發揮“反事實性”論述的作用。佛教則主張“時間”之無獨立實有性及其虚妄性。儒家的時間有其具體性,是一種“生活所體驗的時間”,具有樂觀健動精神;佛教的時間觀是“概念化的時間”,人不應受此虚妄的時間所系縛,皆能對受到疏離與欲求所苦的現代人有所啓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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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格的心理定势协调与和谐○祁英儒家文化主张“和为贵”，希望建立和谐、平定的人际关系。《论语·学而》说：“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是儒家对和谐与协调的朴素概括。“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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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逝世以後,报章上的纪念文字颇有人把他划入“新儒家”的旗帜之下,但钱先生生前雅不顾接受此荣衔。这不仅因为他极力要避免建立任何“门户”,而且更因为“新儒家”的概念有特殊涵义。“新儒家”这一概念今天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用法:第一种最廣宽,几乎任何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凡是封儒学不存偏见,並认真加以研究者,都可以被看成“新儒家”;第二种比较具体,即以哲学为取捨的标准,只有在哲学上对儒学有新的阐释和发展的人,才有资格取得“新儒家”的称号;第三种是海外流行的本义,即熊十力学派中人才是真正的“新儒家”,以及私淑熊氏之学而又为熊门所认可者。无论按上述哪一种用法,都不能称钱穆先生为“新儒家”。虽然对钱先生来说,儒家不仅是他的客观研究对象,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系统,同时也是他终身尊奉的人生信仰;而且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与第二代“新儒家”交住甚密,与他们之间有最低限度的一致立場——为中国文化说话,但彼此的学术取向以及对儒学传统的认识,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观等第二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邀请钱穆先生聊署,遭到钱先生坚拒。本名从主人之义,我们今天自没有理由将“新儒家”之名强加在他的身上。“新儒家”具有强烈的道统意识,但他们与宋明以来的一般取径有所不同,而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證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把證悟的经验作为重建道统的前提。这在西方人看来,颇近似於宗教体验,封“学不见道”的门外人势必构成理解上的困难,即在“门内”事实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新儒家”的“開出”说,即上承“内聖外王”的旧统而提出的由道统開出政统和学统的说法,事实上是为了安顿“民主”与“科学”特别构想出来的,究竟怎样“開出”,从来未獲说明。如果说只有悟“道”和进入“道统”的人才能“開出”民主与科学,这一限断太严格了;如果指的是“新儒家”以“先觉觉後觉”的方式激发中国人的良知,然後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以“開出”民主与科学,更要遇到难解的困境。顯然这一理论建构必须预设“新儒家”在精神世界中居於最高指导地位,而一旦涉及实践便又要预设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结果居於金字塔最高一层的必然是“新儒家”。正因此,以“道”的继住開来自许的“新儒家”,所倡导的其实是“教”,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学”。“新儒家”对整个知识领域往往流露出一种睥睨古今中外的心态。我们不妨称这种心态为“良知的傲慢”。这种心理结构,一部分渊源於中国儒生、文士之流的“狂”的传统,另一方面起於对西方人所谓“知性的傲慢”的反应。也可以说是对科学主义的一种反模仿。但反模仿也是模仿的一种,其结果是发展了一套与科学主义貌異情同的意识形态——道德主义。總之“新儒家”的主要特色是用一種特製的語言來宣傳一種特殊的信仰,在這個信仰普遍衰微的時代,“新儒家”如果能發揮一點“起信”的功用,那怕僅僅限於三五徒众,仍然有益於社會秩序。但是从史學的角度看,由於“新儒家”採取了最極端的“六經注我”的方式,其中自不免留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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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俗称“棒槌”）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宿根植物，多生于东北长白山区，如现在吉林省的抚松、靖宇、通化、白山（原浑江）、吉林市（旧称船厂）、桦甸等地。我国劳动人民在两千年以前就已开始挖掘人参，并视为“神草”。《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参“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本草纲目》第十二卷《草部》）民间甚至夸张地说吃了千年人参可以成神成仙、长生不老、起死回生。药力夸张使近代长白山地区出现了大量与人参有关的民间传说。这些传说又与人参采制过程中形成的种种民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参文化，成为该地人民尤其是参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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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的文化渊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集中代表了中国在新世纪所确定的人才观、自然观、社会观和科学观。“科学发展观”虽然是于2003年才提出的发展观，但它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中国古代儒家的“大学之道”的人才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古代原型；中国古代道家的“道法自然”的自然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古代表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小康大同”的社会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古代源流；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科学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古代渊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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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礼俗思想作为儒家社会思想的模板,曾在中国人思想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末民初,儒家礼俗思想存在的合理性也受到挑战。理论上,民国学者以反对封建等级专制为目标,从礼与专制制度的关系出发对儒家礼教进行批判;运用考古学、社会学手段对礼籍、礼器的考证,否定了儒家思想的神圣性;实践中,兵连祸结下民不聊生,旧日“乡土中国”中的人们不得不背乡离井,礼仪的展示空间日益萎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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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古人“初学入德”的必读书杨洪《大学》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大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之际，被公认为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之一。可是，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历来有争论。汉代的学者中，有人以为是子思所作，而宋代朱烹却认为是曾子所作，因为曾子是孔子的弟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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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对佛教心性论的影响方立天儒家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居主导地位，儒家思想对佛教的政治观念、伦理、道德和心性等领域的影响是强烈而巨大的。这里我们要着重论述的是，儒家心性学说对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影响，为此，有必要首先简要地回顾一下儒家心性论的历史演变。儒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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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度自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創建以來,成爲傳統中國最根本的制度之一,而此一制度的重要性有二:一是政治性,作爲專制皇朝延攬官員之主要機制,所謂"開科取士",士大夫既爲皇帝所用,亦符合士人本身之利益;二是文化性,經由科考確定基本上以儒家經典爲依據的知識結構,以士大夫爲儒家文化的代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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