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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夷蠻戎狄與東南西北四方相配的觀念,見於《禮記》.清代學者崔述始提出異議,近代以來的學者,基本上都認爲這不是歷史事實,而是戰國以後的學者對於華夏周邊的族群人爲地整齊化的理想結果.但事實可能正相反,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可能反映了早期夷蠻戎狄的來源,而春秋以來華夏與夷蠻戎狄在東南西北各個地區交錯分佈的現象,反而是族群遷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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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2)
對於影響深遠的"經學"不能籠統地看待,而應當歷史地、辯證地建立起經學演進"三階段論"的觀點,即:"傳統經學時代"(清中葉以前)—"經學時代的終結"(晚清)—"以史治經、對經學進行客觀研究的時代"(二十世紀初以後)。這不僅對於經學史研究,而且對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今文公羊學在東漢以後曾長期消沉,但因其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諸項精義,至清中葉以後國内外危機四伏之時,公羊學遂得以復興,與時代潮流相激蕩,展現出非凡的理論創造力,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力地回應時代的迫切課題,龔自珍唤醒國人認識專制統治"衰世"的到來、倡導實行改革,魏源呼吁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有爲將公羊"三世説"與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提出了維新變法的理論綱領,成爲近代向西方學習真理的出色人物。晚清公羊學風靡海内,騰挪跌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程和學術的變遷。對此作專題探討在哲理上有深刻的啓示意義:傳統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轉變的内在基礎、内在動力;晚清時期雖然危機深重,但又是中華民族克服難危局面、有識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關鍵時期。我們可以形象地稱之爲"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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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其遺留與積存,為數 極夥;但是,這樣豐厚的歷史遺產,究竟是怎樣傳遞 下來的? 中華文化的傳遞,在正式圖書出現以前,除最初的口耳相傳外,就靠物件來幫助記事。記事的方式可分兩個階段:一是文字產生前所采用的結繩、契刻和圖畫,以實物和形象來記錄,可是這類物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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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通過描述兩干多年中個學術傳統的一個"重視歷史"①的持久特點,指出這種特點渐渐構成了這個民族在學術方面的最突出"天賦",而這種"天賦"又和一種以"叙述"馬主的傳統風格緊密聯系在一起.但在中國最近一百多年的激烈動蕩中,這一"特長"似乎又有些隱晦不顯,被棄而不顧甚至屢遭壓抑.這大概也是現代中華學術要開新局所難免,比如從廣度上説,古代的中華學術就幾等於人文學術,而現代的學術是大大地擴展了,或可劃分爲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大類.②現代中華學術也從域外文化、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中,獲得了過去的學術遠不能比擬的一種眼界和深度.但是,中個學術在大片拓荒補短的同時,似也不應忘記"吾家之所長",更不必"盡棄家之所藏".尤其是傳統文化在2 0世紀還曾遭到過多次的嚴重打(歷)和顛覆,我們還有恢復歷史記憶、尤其是"重新叙述"我們的歷史的必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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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儒家與佛教的時間觀之同異及其現代啓示,指出儒家時間觀以“循環時間觀”爲最重要表現,儒家從“時間性”之中萃取“超時間性”的道德命題,發揮“反事實性”論述的作用。佛教則主張“時間”之無獨立實有性及其虚妄性。儒家的時間有其具體性,是一種“生活所體驗的時間”,具有樂觀健動精神;佛教的時間觀是“概念化的時間”,人不應受此虚妄的時間所系縛,皆能對受到疏離與欲求所苦的現代人有所啓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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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侖文化向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問題,這種文化現象來源於先賢爲觀象授時的需要而形成的對太陽的認識與觀測。事實上,對空間和時間有意識地規劃不僅是人類知識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同時更是他們創造文明的最早成果,這意味着古人對於决定時空的太陽很早就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誠然,從原始思維的角度講,没有理由相信先民會從一開始就懂得天上只有一個太陽的事實,而一定認爲太陽的數量無限,這種對於無數太陽的認知表達就是十日神話。然而太陽如果成爲古人確定時空所觀測的標准天象,那么它就只能有一個,因爲天象觀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假如每天出升的太陽不同,這種不能基於同一天體的觀象工作就將毫無意義。顯然,觀象的需要使古人必須完成從無數太陽到只有一個太陽的認識轉變,后羿射日的神話即反映了這種認識的飛躍,這奠定了昆侖文化的思想基礎。古人以“昆”訓比日相同,以“侖”訓倫次,所以“昆侖”的本義就是每天倫次而出的都是同一個太陽,此即昆侖文化之淵薮。因此,昆侖文化其實是一種擺脱了原始思維的太陽崇拜文化,其天學表達即是昆侖三天,其政治表達則是昆侖地中,其宗教表達便是昆侖升仙,這些内涵完整地構成了中國傳統的昆侖文化,其形成時間約在公元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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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1,(2)
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爲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爲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爲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絶對不是一場突變。爲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爲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爲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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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從夏商周的“王國時代”到秦漢至明清的“帝國”時代,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史的兩個最爲重要歷史階段。作爲以“物質”遗存研究歷史的考古學,如何“界定”二者的“歷史分期”是重要研究課題。而“王國”與“帝國”其都城之“宫殿”與“宗廟”是各自時代“國家”最重要、最具政治特點的“物化載體”,從王國時代、帝國時代的“宫殿”與“宗廟”在都城之中二者空間位置變化、各自建築形制不同,是探索王國時代與帝國時代走進與退出國家歷史舞臺的科學技術路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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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廣大莊嚴經》是“佛傳”中一部有名的經典。其中的《示書品》,講釋迦牟尼初次上學,老師教他寫字,但他無師自通,早已認識了六十四種“字書”。《示書品》列出了這些“字書”。這些“字書”,多數出於神話性的渲染,但有些也真實存在。《方廣大莊嚴經》最早在西晋時譯出,其後唐代又有一個譯本,隋代則有一個内容相近,但并非同一系統的文本的漢譯本。比較梵本與幾種漢譯本中譯者對這六十四種文字名稱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翻譯,可以看到《方廣大莊嚴經》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流傳的複雜情形。尤其是漢譯中的“支那書”、“匈奴書”、“佉沙書”以及“大秦書”幾個名稱,究竟來源何處,怎么來的,研究者過去或少有注意,或意見不一。有關的分析希望能有助於今天理解這部經典的性質和相關的一些問題,爲了解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與互動的歷史增加一點新的材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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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身世和因地修行事迹在大乘佛典中的缺失,導致唐以前觀音成道類變文和變相的缺失。千手千眼大悲觀音爲觀音大悲行門表法,妙善公主的故事是從中國本土诞生的大悲觀音本生,據此創作的妙善公主故事壁畫,相當於大悲觀音變相中的妙善本生變相或大悲觀音成道變相。這兩種本土變文和變相彌補了觀音成道類變文和變相缺失的遺憾,是大乘佛教精神在中國文化時空中合乎邏輯的呈现,是佛教中國化的特殊案例。同時,作爲本土制造的觀音本生故事,妙善成道的每一個環節皆和大乘佛教六度思想若合符契,分析妙善孝親故事中的大乘思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平等爲内核的大乘佛教孝親思想,假儒家孝道思想爲"善巧方便",完成了其在中國社會的表法和傳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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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者的陳述崩裂、地震等詞匯常用來比喻一種歷史的巨燮,尤其是革命.比如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有人將其視爲"火山爆發"①.此種修辭的合理性實際是在語言形象之外的.辛亥革命將皇朝統治轉燮爲共和體制,不僅改燮了中國的政治圖景②,同樣也劇烈地改燮了它的地理風貌和人們對這種風貌的感知.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兩本杭州西湖攝影集,對此提供了富有説服力的證明.一本是《西湖風景書》③,初版於1910年——清王朝覆(滅)的前一年;另一套《杭州西湖》三集,是《中國名勝》系列叢書第四種.第一集初版於1 9 1 5年;第二三集初版於1 920年.這兩套攝影集被摧枯拉朽、革新一切的辛亥革命這一分水嶺所隔開.毫不奇怪,在這麽短的時間内,商務印書館由於政治燮换的壓力無法僅對原書進行修訂再版,而是重出了一本完全不同的集子.④因此,兩本攝影集分别表達了兩個歷史時代:革命前舆革命後、皇朝的過去舆共和的現在.盡管我們不知道1910年攝影集的拍攝者是誰,但可以肯定的是,1915年《西湖一集》由著名革命活動家黄炎培(1878-1965)舆吕頤壽編纂;《西湖二三集》由追隨黄炎培提倡實用主義教育并熱衷地理學的莊俞編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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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2)
輪王治國思想得之於大乘佛教慈悲思想和貴霜王朝政治實踐的相互結合,其在中土傳統王權觀之外提供了另一種政權合法性來源。自後趙始,轉輪聖王治國思想獲得胡族政權的認同,成爲胡族政權實現"君臨諸夏"的意識形態工具;自北凉始,石窟成爲輪王治國思想最好的表法載體。水泉石窟主尊的"兩佛并立"模式和胡靈太后的佛教政治理想相關聯,北響堂"高陽三窟"的輪王坐姿正是大乘佛教慈悲思想的表法符號,也和北齊文宣帝的佛教治國方案密切相關。遵循"從觀念到禮俗倫理到藝術遺存"的思想史研究路徑,本文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大小乘佛經是同時傳譯的,大乘思想如何在中國中古早期獲得傳播并扎根,最終成爲中國文化的要素,參與建構和定義了中國文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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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0,(2)
博山爐是一種爐蓋裝飾形狀類似山巒的特殊熏爐。或許是受"博山"一名的影響,這種山形裝飾自宋代吕大臨以來一直被看作是對想象中的東海神山的摹狀,從而被解釋成漢代人崇拜神山或仙山的思想的反映。通過研究漢代對山峰或山巒的藝術表現形式,我們發現,漢代藝術中描畫山巒的基本藝術符號包括三種:即三角、圓弧以及二者的融合。這與博山爐爐蓋裝飾的藝術形象大不相同:博山爐蓋飾試圖表現的不是山巒,而是聚散流動的雲氣。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對"博山爐"這一名稱的重新思考:"博山爐"很可能并非得名於博山爐蓋飾的形象,而是跟當時博山爐焚燃薰草的産地之一"浮山"的名字有關。也就是説,我們對沿襲一兩千年之久的被稱作是"博山爐"的這一器物的名稱和形象,都需要作重新認知,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賦予"博山爐"這一器物可能具有的宗教含義的藝術形式,應該是構成博山爐爐蓋飾主體的雲氣造型,而不是長久以來大家普遍認爲的山巒的象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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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討論中國音乐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清商署的設立和“歌弦”、“大曲”兩種新音乐體制的產生,並涉及到相和歌同清商三調的關係,漢以前楚乐同巍晋新聲的關係等等,提出了一系列新穎的觀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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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1)
漢末以來逐漸流行的老子不斷變化爲歷代帝王師的傳説,或受到佛陀本生故事的影響。而當時浮屠與佛,被很多中國人誤爲兩人,在老子化胡的傳説中,老子或其弟子,先後化爲浮屠、佛,成爲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胡王的帝王師。浮屠生於属賓,千年之後佛生於天竺。佛出生時有瑞像產生,漢明帝夢金人;漠明夢佛後又衍生出永平求法的傅説。而後佛教徒演繹出求法後佛道二教鬥法等情節,并謂道家角力失敗,劉、吕之徒出家爲僧;道教徒進而亦接受此説而批判劉、吕之徒致使佛教在中土流行,謬種流傳,故力諫北魏太武帝滅佛,去後漢荒君虚妄,復羲農之治。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魏太武帝滅佛詔書中提出西域本無佛教,佛教乃前世漢人劉元真、吕伯强之徒,道聽途説,附會老莊而成。這一説法恐亦出自老子化胡説,詔書中所言劉、吕二人,并非真實的歷史人物,而是指當時傳説柬漢永平求法後佛道二教角力,道家一方失利後出家的"司空陽城侯劉峻"與"四岳諸山道士吕惠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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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6,(2)
"歷史的轉向"并非單純回歸到十九世紀的"歷史主義",蓋"歷史主義"所强調的"發展性"(development)和"獨特性"(individuality),在後現代的氛圍,兩者均需再經審慎的檢驗。而除却唤醒"歷史的真實性"(historicity),"歷史的轉向"需要對以往的史學進行一連串的反思。"反思"的對象包括上至國家、民族、社會、階級等客體,下抵學者自我的省察,甚至觸及時間(time)、空間(space)、時序(temporality)的範疇。這些概念往昔均被視爲理所當然、不證自明的分析單元,但只要梳理其底蘊,却都是特定時空情境所造成,是故得予重新解析,考鏡其源流。簡而言之,試以"過去"、"現在"、"未來"三者的關係,來界定"史學"的性質。傳統、近代及當代史學各自呈現不同特色:"傳統史學"旨在鑑古知今,乃由"過去"凝視"現在";而"近代史學"着重以今觀古,則由"現在"投射(回溯)"過去";晚近的"當代史學"却反其道,擬由"未來"定位"現在"與"過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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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1,(2)
春秋時宋、衛、燕、齊、楚等國皆於春分日在固定地點舉行高禖之祀。高禖之祀中一項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萬舞,這是一種起源與軍事有關、因强調展示男性勇武而富有性誘惑色彩的舞蹈。高禖之祀的傳統可能形成於西周,秦漢以後仍保持了很長時期。在生殖崇拜和陰陽天人感應思想作用下,這個傳統的目的是祈求人口繁衍。高禖之祀後繼之以仲春之會,即一種可以放鬆性規範的男女狂歡之會。活躍性生活有利於人口繁衍,同時也有助於青壯年男女釋放情欲。仲春之會也可從西方文化人類學家對其他文明中類似聚會的描述中得到印證。仲春之會還帶有巫術色彩,被認爲有助於年成豐收,故它的祈年功能後世被變形爲祈雨等活動,這些活動中仍然强調男女之間活躍的性生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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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序”問題的提出時序,即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它客觀存在。在三維世界中,時間不可逆轉,客觀時序無法重現。史家在著述中呈現過去時梳理排比而成的事件順序,本文稱之爲“叙述時序”。叙述時序是主觀對客觀的認識,以合乎客觀爲最高追求。在歷史叙述中,時序是否合乎客觀真實,會直接影響到對事件走向和人物品格的判定。司馬遷很早就注意到,只有正確的“時序”才能導向真實的歷史叙述。《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太史公曰”:“蘇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