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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修书处是清代皇家刻书机构,专门负责内府典籍的刊印、校勘、装潢等事务。武英殿修书处的直接产物——殿本,不仅数量达数百种,而且代表了清代刻书工艺的最高水准,清人金埴评价康熙时期的殿本“在宋版之上”。①那么,武英殿修书处是何时成立的呢？对此学界存在较大的分歧,分别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十九年、康熙二十九年、雍正七年（1729年）的不同观点。对于同一机构的成立时间出现完全迥异的数种说法,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文献记载的歧义和后世对文献的不同解读。本文拟在全面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最新发掘的档案,确证武英殿修书处成立于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否定了雍正七年铸给“武英殿修书处图记”等同于武英殿修书处正式成立的通常看法,而厘清该问题,可以对武英殿修书处有更为全面、可靠的认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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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建立后,图书事业遂得到制度保障.
一大清纲举目张,以刻书为第一鹄的
清代的官刻重点在中枢.建政之初,清廷内府的刻书中沿袭了明代的制度、由太监衙门司礼监承办.自康熙十二年(1673)起,武英殿设修书处,由翰林院词臣总领其事,武英殿承刻清廷内府各种图书,从此"内府本"便改称"武英殿本"或"殿本"了.此一措置,由文化内行取代了外行,大大提升了刻书质量,是中国图书管理史上极为重要的篇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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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盛极而衰的清武英殿本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延续了二千年的封建制度虽然行将就木,但康、雍、乾三朝还是出现了空前繁盛的景象,其后江河日下,气息奄奄。所谓“同光中兴”,不过是垂死前的回光反照。这一过程,也是清代政府刻书事业的写照。清代官刻更加集中在中央内府。在明朝已走下坡路的国子监刻书,此时更加衰微,基本上成了存贮武英殿版的仓库。地方官刻远不如宋元明三朝,主要是编印地方志,其它书籍刻印很少,善本书更不多见。至于同治光绪年间的官书局,刻书质量相差悬殊,多数为降低成本,纸黄字密,不为后人所重。清代政府刻书的代表作是前期的内府武英殿本。关于武英殿设修书处的具体年代,《日下旧闻考》云:“康熙十九年(1680)始以武英殿内左右廊房共六十三楹为修书处。”而刘国钧、谢国帧二先生认为是康熙十二年(1673)。“武英殿修书处正监造员外郎、副监造、副内营令、六品库掌、委署、主事各一人、七品衔库掌二人。”修书处下设刷印、折配等六作,仅刷印作中就有“司匠、恩甲、领催、匠役、木匠、宛平县民、苏拉”等名目。据《武英殿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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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武英殿刻书清代刻书始于顺治朝,沿用明朝遗留的经厂工匠,刻书十余种。康熙朝重视刻书:首先于武英殿设修书处,选词臣主办其事,对编校人员要求严正,并规定于各书前列编校人名表。对写刻工匠,要求字体一致,凡方型字体,称宋体字,楷书称软体字,于刻木版之外,又刻铜活字排印铜版书,用纸以开化为上,其次多用连史纸。故康熙朝武英殿本,校书严谨,刻印精良。雍正朝只印了几种书。乾隆初年,北京铜贵,由武英殿保管之铜活字,有些丢失,主管其事者,听说乾隆铸钱无铜,借机奏请用活字之铜铸钱,经乾隆于九年御批,遂将铜活字改铸铜钱,从此清王朝的铜版书,也旋即终止。乾隆至三十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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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一统志馆是清廷特开的修史机构之一,在清初塑造大一统历史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成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负责纂修首部《大清一统志》。徐乾学、韩菼等先后主持馆务。大清一统志馆还与苏州志局、内阁、翰林院、六部、武英殿修书处等合作修志。乾隆十五年(1750年)二月,大清一统志馆相关纂修活动结束,退出历史舞台。本文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庋藏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并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内阁起居注册等清代档案,对一统志馆尘封已久的历史作较完整的揭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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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在紫禁城西南部西华门内,其北为方略馆,南为御书处,殿的东庑称凝道殿,西庑称焕章殿。清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设置武英殿造办处,雍正七年改名为武英殿修书处,由监造处和校刊翰林处两部分组成,专职印刷、出版书籍。监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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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统治者,常借助帝王的权威和官府的优势编纂书籍。自明代始,更在宫内专设刻书机构,用以强化“文治”。清宫刻书,初承明之余绪,后针对其刻书内容校勘不精等弊,改变了由司礼监经管的制度,武英殿修书处遂由此建立,隶属于内务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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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诗局是清初除武英殿刻书外一个独特的书局,康熙四十四年奉旨设立,曾刊刻<全唐诗>等书十余种,近三千卷.该书局所刻之书,字体娟秀工整,用纸洁白光亮,着墨乌黑均匀,成为清代雕版史上的佳作和"康版"的典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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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西华门内路北,咸安门之东,熙和门、断虹桥之西,有一组封闭建筑,称之为武英殿。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推翻明王朝后,在此称帝。清摄政王多尔衮带领八旗官兵,先于清世祖进入紫禁城,在此办事,接待明王朝诸降臣。清世祖进入紫禁城,初御极于此。可见武英殿在大内之地位非同一般,然而最引后人注目的是在这里刊刻大量精装线本书。自康熙十九年谕令此处为修书处起,挟皇家之物力财力,在这里刊刻的大量线装书,为存世之书中最佳版本——善本,即武荚殿版本也,亦称之为殿本者。为了人们了解当时刊刻武英殿善本图书时此处建筑之全貌,现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营造司两本清册予以公布,供研究中国建筑史,文化史、印刷史参考。这两本清册的正件无从查考,清册本身朱注年月,从清册中所报建筑修缮情况,似为清末。清册主要内容是查看武英殿各殿座捐毁情况及修缮,从中可以看到各殿座的方位及规制,与现存情况相较,正殿院内的武英殿宫门及两山值正殿及后殿、东西配殿,关帝庙,浴德堂等主要建筑均仍存在,校录东房及院内围房、武英殿墙后殿北大墙均不复存在。而刊刻书籍主要在西配殿大墙外,这里的建筑除井亭外,其余档案办事房、笔帖式办事房、刻字作、刷印作、文昌堂、印信钱粮库以及茶房、值宿房、河西大墙均不复存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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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4)
一、符山堂本《五书》版本特点及其差异符山堂本《音学五书》(下简称《五书》),由当时著名刻书家张弨校刻。顾衍生《元谱》:"(康熙六年)开雕《音学五书》于淮上,张力臣弨父子任校写之役。" 符山堂刻本是传世《五书》中最早的刊本,其余本子都是它的翻印本,如光绪十一年四明观稼楼仿刻本(今中华书局据此影印),光绪十一年湘阴郭氏(庆藩)岵瞻堂刊刻本,光绪十六年长沙思贤讲舍刻本,等等。"符山堂"盖张弨书室之名,其校刻之书镂刻精美,校雠精细,堪称清代板刻书中的精品。今传符山堂本《五书》,其版心高约二十厘米,半叶宽约十三厘米。扉页上一般有"符山堂藏板"字样(后来印刷的书则没有)。"姓氏"一叶列有顾氏外甥徐元文、徐乾学、徐秉义三兄弟"参阅"及张力臣、张叶增、张叶箕父子三人"校订"和"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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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央机构刻书活动在皇帝的直接授意下进行,大多经过皇帝的审定和撰序。这些书从內容到形式无不渗透着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和艺术情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政治需要和文化导向。清朝近300年间,以武英殿为中心的中央机构刻书总量已过千种,康、雍、乾三朝刊刻的总数计有500余种,占有清一代中央机构刊书总数的一半以上。仅乾隆一代,刻书约350余种,居清代诸帝之首。许多闻名于世的鸿篇巨制大多出自这三朝。本文选取这一时段的出版物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这一历史阶段中央机构出版活动的分析,考察清中央机构刻书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政治意图;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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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自康熙年间起，每次重大军事活动结束及遇有重要政事，均要将有关这一活动的谕旨、奏折等档案史料汇集起来，择其要者，编纂成书，称为方略或纪略，为此而专门设立的修书机构，称为方略馆。现有著述认为，清代方略馆初设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目的是为纂修“三逆方略”。但笔者认为，清代方略馆并非初设于康熙二十六年，而应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这是因为：第一，评定三逆方略》是清代纂修的第一部方略，这一部方略的纂修最早是在康熙二十一年提出来的。据《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①四记载，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十日，“福建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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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与钱谦益《钱注杜诗》共为清代杜诗注本的奠基之作,对清代杜诗学影响深远。然其书的最初刊刻时间一直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的辨析指出,以往学者以顾炎武《日知录》的初刻时间来判定《杜工部诗集辑注》的初刻时间是不可靠的,该本最早的刊刻时间应是康熙九年。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