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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控与清代地方社会秩序——以匡光文控漕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漕控,作为一种通过法律途径进行"闹漕"的重要形式,贯穿整个有清一代.围绕各种漕控案件,清代地方的官、绅、民展开频繁的利益纠葛与角色互动,"正当控漕"与"非法诬控"交织一起,成为官民之间维护私利的常见途径.漕控频发,问题的症结在于清代中后期漕政危机已经普遍地深入地方社会,浮收等积弊呈泛滥态势,而地方官所持有的办漕态度与执政理念往往直接决定漕控事件的发生和结果.漕控反映了漕粮征派对于绅民生活的深刻影响,并广泛地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变动,因而本质上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清代国家事务在地方社会的执行状态以及地方社会秩序格局的动向.本文选取了清代"匡光文控漕事件",进行典型案例的考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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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汝泉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169-177
唐代河南道黄河段漕路,是汉代已有通漕记载的古老漕路。其水道“湍悍”,三门底柱为航行最大障碍。唐代河南道段黄河承担漕运任务空前繁重,对航道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整治工程,留下可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裴耀卿、刘晏、李泌、李巽、裴休等为之做出过重要贡献。陕州是河南道黄河漕路的转运中心。唐朝最早于此设置地方运使。元和时运使停罢,并不表示陕州失去漕运的重要性。河南道两段漕路各有特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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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兰肖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2(4):47-50
嘉道时期常州学派著名学者李兆洛不仅在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和广泛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他积极倡导经世致用，并且身体力行，在舆地方面卓有建树，在漕、盐、河等政务方面多有建言；他不仅致力于消除学术界长期以来无谓的“汉宋之争”，而且还积极刊刻庄存与等清代今文经学家的著作，传播学术文化；其学术交往对于龚自珍、魏源等晚清经世派思想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嘉道时期学术风气转向与经世学术形成之重要风向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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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天雷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11(4):38-41
明嘉、隆时期,由于漕河淤塞,厉行海禁,无法保证京师及辽东军队所需漕粮的供给。为改变这一漕运废弛的局面,高拱执政后,提出疏通漕运,恢复海运,推行河海"二路并运"的治漕方略。这一治漕方略由于同张居正存在分歧,在隆庆后期没有得到全面实施,但在万历初元却得到了张居正的大力推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就此而言,高拱的治漕方略在隆万改革中具有开创之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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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山东运河流域朝城县闹漕案起因于灾荒不断、战乱频起、盗匪遍布,而且民众饱受地方官员的压榨与剥削。朝城县的漕案多以宗教和秘密结社的方式暴力进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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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云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3):28-32
道光年间发生在湖北崇阳的钟九闹漕事件在当地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民间歌手据此创作了长篇叙事山歌《钟九闹漕》,完整叙述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从传抄本《钟九闹漕》的角度出发结合历史文献解释普通民众、统治阶级和研究者对此事件的态度,能更好体现历史事件在民间记忆上的特点,也能加深人们对长歌本身的理解。《钟九闹漕》是汉民族长篇叙事山歌的代表性作品,也是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其承载传递的历史记忆,对传承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并保持其旺盛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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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由于各种原因,众多漕船不能按规定时间到达北京和通卅I粮仓,而是被冻阻在天津境内的南北运河上。对于被冻阻的漕粮,明朝或选择近仓交纳,或兑军充作月粮,或陆运入通州仓,或择地露囤,清朝经常选择囤积天津,有时也会改作它用。对于被冻阻的漕船,一般由运送漕粮的部分弁丁和运河沿岸的一些地方官兵看守,官府给予漕运弁丁口粮,或者借予银两以示体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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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漕粮主要是为了满足京师皇室百官和边防军士粮饷所需.因此,漕粮理应全部被运入北京、通州以及边防重镇粮仓.但实际上,明清时期,相当一部分漕粮被截留在天津.原因有3:一是某些漕船北来迟至,为了使其能按时南返,不误下年新运,从而将漕粮截留天津;二是天津以北运河因水浅涩或者涨溢导致漕船不能顺利通行,从而不得不将漕粮截留天津;三是为了赈济北直隶灾区或者筹措军饷,官府下令将漕粮截留天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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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从东南地区运往北京、通州及边陲的漕粮时常由于漕船迟至、北运河不畅等原因被截留在天津,这些截留在天津的漕粮会在适当的时候再行转运.记载转运天津截漕过程的史料很少,雍正初年曾任兵部侍郎的李绂在其文集<穆堂别稿>中留下了一篇日记,详细记载了雍正二年转运天津截漕至通州的全过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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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琦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
漕运行程是整个漕事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朝廷着力最大、耗时最长、费资最多的环节,而清代漕运行程中的漕限、水程、土宜诸问题集中地反映清代漕运中的重大问题,即秩序、成本以及漕运与社会的交涉。清廷对于漕运各个环节的期限都做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规制,漕限不仅维持漕船的有序行进与漕粮抵京,更重要的是保证每年周而复始的漕运秩序,秩序之于王朝的意义在漕运事务中体现无遗;清代漕运无论是江程抑或河程,“险隘处所”在在皆有,由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漕运的高成本,集权政治具有强大的资源调配效能,但是其所造成的社会性消耗也是巨大的;而漕船附载“土宜”意在解决漕运人员的生计问题,但客观上引发了漕运人员沿途的商业贸易活动,并将漕运活动推入长江中下游尤其是运河一线的商业链条中,成为沟通南北物质交流的重要渠道。在社会变迁中,国家事务必然与社会发生深度的交涉与互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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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漕运官员的沿革、职能、权力博弈与漕弊——以漕运总督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郑民德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29(1):30-35
漕运是清代封建国家之血脉,对于维持中央政府政治、军事、经济的正常运转有着巨大的意义。作为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漕运总督,与仓场总督、河道总督等专业技术性大员一样,共同构成了机构健全、管理完善、分工明确的国家漕运系统。除掌控漕粮收兑、运船修造、漕丁检选、查验回空、催攒漕欠外,漕运总督还担负着部分河道、仓储、盐政、屯田、赈济、军事事务,在封建国家行政体制上的位置异常重要,甚至与清朝国运息息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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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重运漕船行驶在京杭运河上经常会遭遇风浪,造成漕船损毁,漕粮漂失,此即所谓的漕船漂流。为了减少漂流事件的发生,清政府制定了严格的规定。规定虽然严格,但在实际执行时往往实行宽免的做法。这种宽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漕运旗丁的负担,但却存在弊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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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用舒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1990,(4)
道光三年到十九年,陶澍大力治理江南漕政:裁沉员、删浮费、革陋规、严制度、治江河、浚运道,保证了漕粮的征集和运道的畅通;特别在道光六年对苏、松、常、镇、太仓之漕粮实行海运,取得了巨大成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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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永济渠北段航线,如古河渠东南河路,周世宗北伐路线,保信沙塘入潞河,金初漕运抵中都,卢沟水通漕等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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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娟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2):141-143
明清时期是漕运高度发展、制度渐趋完备的时期，而对明代漕运贡献最大者当属陈瑄。陈以武将出身，总董漕运三十余年，为第一任漕运总兵官。他在任期间所做的通河、凿渠、运粮、建仓、置舍等工作，奠定了明清漕运的基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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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成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2,(4):71-74
作为晚清文坛的开端,嘉道时期的文人结社逐渐增多,成为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道光时期文社数量是嘉庆时期的两倍多,反映了随着时代风云的突变而文学群体运动的加快。嘉道文人结社主要分布在江浙、京师、广东、福建,为晚清文坛的地域板块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晚清文坛整体地域格局的形成与嘉道时期文人结社的地理分布息息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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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漕渠的开凿是大兴城人口增长的结果,渠首位于今咸阳钓鱼台,开凿主管官员有宇文恺等人.唐长安西市与渭水相通的渠道有多条,但这些渠道并无航运功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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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同之际是中外关系由对抗趋向和缓的时期。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首当其冲处于中外交涉的当中,先后参与了“借夷助剿”、“外夷代运南漕”的讨论,参与奏请开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和奉旨查办天津教案等活动。在这些交涉活动中,他的与否看法,既有他政治斗争的需要;更体现了他对当时敌强我弱、力主只能“曲全邻好”、“衅端坚不自我开”的屈辱外交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后为李鸿章所继承。直接影响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对外关系。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