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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创性地探讨组织合法性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影响,并考察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及政府监管的调节作用.基于CDP调查项目在中国的调查数据,以2008—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前一百强为样本,采用逻辑回归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组织合法性与企业碳信息披露行为显著负相关,绿色过程创新在两者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政府监管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本文建议,提高中国企业的碳披露水平,加强对组织合法性的管理,提升企业绿色过程创新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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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绿色创新,是采矿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2011—2021年采矿业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碳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代理成本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管理创新均有促进作用。代理成本在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在碳信息披露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并未发生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公众环境关注度可以增强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文中为采矿业企业如何推进绿色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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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污染治理绩效是实现工业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现实依托。文章基于自主构建的“工业企业-污染排放-专利申请”数据集,利用高维固定效应估计方法,研究了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与污染治理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绿色创新对工业企业污染治理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的污染治理效应存在所有权异质性,国有企业子样本中的污染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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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新数量、创新质量角度分析创新对外贸出口的作用机制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创新数量的微观作用机制包括提高企业竞争优势、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宏观作用机制包括加强国际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创新人才、培育创新文化等。创新质量的微观作用机制包括有利于企业形成蓝海战略、企业创新成果的良性反馈效应,宏观作用机制包括催生新兴产业、提升全球价值链、改善国家贸易环境等等。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对外贸出口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数量对外贸出口呈现U型曲线。并且具有外贸出口门槛效应,即随着外贸出口门槛水平增高,创新数量贡献的弹性增大;创新数量存在“U型陷阱”与“低外贸出口”效应;创新质量水平较低,与外贸出口无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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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5—2019年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呈"U"型关系;创新产出在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环境信息披露可通过创新产出来影响企业价值;管理层能力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的"U"型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环境监管力度较强的企业,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显著。这为企业引进人才、科学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加强政府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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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绿色创新:政府规制信息披露及投资策略演化 《科学学研究》2021,39(1):180-192
面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融资困境,如何破解信息披露难题、推动金融机构投资企业绿色创新是实现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而政府规制是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必要手段。基于此,构建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和Python仿真,分析政府规制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各主体交互影响的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政府规制能显著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行为和促进金融机构的企业绿色创新投资意愿;（2）政府对隐瞒信息行为惩罚系数越大,越利于企业向公开信息方向演化;（3）当奖励系数适度时,政府对企业信息披露和金融机构投资的奖励系数越大,越利于克服企业绿色创新的信息披露难题和融资困境,实现制造业的绿色转型;（4）政府规制给企业带来效益增值,企业给予政府反馈补助。当反馈系数较大时,企业和金融机构都会向利于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方向演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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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摆脱对反应型绿色创新的低端锁定，向前摄型绿色创新战略升级，是中国绿色发展的战略导向从“被动性环境治理”向“主动性价值创造”转变的重要途径。而大行其道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可能对绿色创新战略升级产生“双刃剑”作用。本文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重点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战略升级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边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战略升级具有“数据驱动”和“能力诅咒”两种效应，两种潜在机制的结合使得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一种战略悖论，并体现为显著的倒U形关系；组织的业绩反馈情境构成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战略升级的内部作用边界，业绩顺差引致的利益相关者治理能够强化“数据驱动”和“能力诅咒”两种效应；作为外部边界条件，社会网络带来的信息优势能够加速“数据驱动”效应，但其诱发的组织间同群效应却能够强化“能力诅咒”作用机制。本文不仅能够为绿色创新战略选择动因的相关研究提供增量的理论贡献，并能在绿色创新导向下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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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以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高管股权激励在环境保护税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高管股权激励削弱了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企业中,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结果表明政府应当继续加强环境保护税法等环境规制建设,企业应当制定合适的高管股权激励制度,进而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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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民营制造企业样本，通过构建PVAR模型，动态分析政府补贴、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中国民营制造企业政府创新补贴的激励效应和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民营制造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均有滞后期为1-4年的促进作用，且对创新数量的促进效果更显著，说明补贴持续激励了企业创新产出的“量”与“质”，但企业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短视行为；反过来，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对政府补贴的后续投入强度分别具有滞后期为2-4年和1-4年的促进作用，且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迅速、更显著，说明政府更注重参考企业创新质量的反馈情况。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积极影响了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优化了“补贴投入——技术创新产出——后续补贴投入”的政企双向反馈链条，说明高市场竞争有利于创新补贴的高效使用和合理配置。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民营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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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其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提升是亟待探索的待解课题。研究基于资源视角,以2015-2020年748家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创新资源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相对而言,更能提升绿色创新质量。(2)创新人力资源投入和财力资源投入在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相较于非国有、无政治关联、东部地区的企业,国有、有政治关联、非东部地区的企业推进数字化更能实现绿色创新的“提质增量”。(4)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数字化对企业价值的直接正向影响尚不显著,但绿色创新质量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中间传导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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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经济“脱实向虚”和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提高企业创新质量是一个关键问题。本文将公司投资选择问题与政府行为结合，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从政府治理视角选取变量检验其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表现为“挤出”效应，其作用机制为企业金融化通过挤占创新资源、增大企业收益波动，进而降低了企业创新质量。政府创新补助和政府监管可以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而官员变更加重了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偏离程度越大，创新质量越低，并且不同程度的金融化水平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也证实了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本文将政府行为纳入研究框架，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的相关研究，也为国家制订政策提供理论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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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的占比较低,但现有研究极少涉及企业社会责任解耦如何影响实质性创新。为此,基于组织解耦理论,从企业借助社会责任解耦策略实施印象管理而非仅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本身对实质性创新的作用效应进行探究,为解读企业社会责任引致的创新困境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参考。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中356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来自国泰安等数据库的相关数据,采用带有调节效应的回归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考察重污染行业、管理层权力和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呈负相关。其中,针对重污染和非重污染行业的检验结果支持基于合法性观点的假设而不是基于归因理论的假设,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被削弱;同时,管理层权力增大会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企业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则未得到验证。由此启示,中国需进一步健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管,并通过督促企业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制衡管理层权力过大导致的社会责任解耦策略滥用问题,以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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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受到创新质量不高和法律保护不完善的制约,本文基于2009—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据,分析了法律保护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平均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法律保护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总体创新质量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策略性创新有一定的抑制效应;基于多重中介模型的分析表明,法律保护可以通过资金效应、技术效应和信息效应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其中技术效应是当下法律保护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主导中介效应。相比提升效率,法律保护的公正、执行、透明度以及法律中介组织更能促进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法律保护对非高科技企业、成熟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和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本文对进一步完善法律保护以有效促进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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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对于企业环境行为关注,使得企业绿色创新越来越受到重视。关于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目前多从外部制度压力的角度出发,对于企业内部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以及对内外部驱动因素交互效应的研究较少。企业环境伦理作为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是进行绿色创新的重要内部驱动因素,但目前关于企业出于自我伦理规范进行的绿色创新研究相对不足。因此,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制度理论,探讨企业环境伦理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伦理在外部环境规制压力和政府补贴政策的影响下对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差异性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2013—2018年间934家重污染上市公司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企业环境伦理正向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提高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量;环境规制在企业环境伦理和绿色创新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当环境规制压力较强的时候,企业环境伦理和绿色创新的关系被增强;政府补贴对企业环境伦理和绿色创新的关系也具有一定正向调节作用,过高或过低的政府补贴并不能增强企业环境伦理和绿色创新的关系,仅在补贴强度适中时,企业环境伦理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关系得到增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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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管理层行为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沪市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管理层行为有着密切关联,而股权结构又影响着管理层的行为决策。在当前管理层存在选择性披露行为的背景下,股权结构是否有助于遏制管理层的这种行为,进而提高我国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呢?本文以2007-2010年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平均资产排名前20%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委托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管理层行为对环境信息披露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制衡股东和政府部门对管理层的监管能有效引导管理层积极披露环境信息;管理层持股也有利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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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战略背景下企业创新行为信息披露对财务报告影响越来越显著。与我国企业创新行为信息披露相比,美国相关法律法规较为完善,信息披露意识强,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高。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需要,完善企业创新行为信息披露政策法规、增加企业创新行为强制性信息披露内容、规范企业创新行为自愿性信息披露内容并加强监管是我国企业创新行为信息披露改进的方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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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已有相关研究中缺乏基于同群效应作用的“认知—比较—行动”管理逻辑视角,基于2009—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绩效期望差距的中介效应视角切入,构建“同群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绩效期望差距—焦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理论模型,分析同群效应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同群效应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绩效期望顺差和绩效期望逆差都在同群效应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绩效期望逆差（或顺差）越大,实际绩效低于（或高于）行业期望绩效越多,越有可能开展（或中止）绿色创新;市场不确定性与环境规制均正向调节同群效应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关系。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