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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土地思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文红玉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3)
1949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均告失败的国民党政权从大陆退出.南京国民政府在其执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始终表示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施政宗旨,在土地问题上为赢取民众支持,同样宣传以孙中山的土地思想为核心,并在各阶段推出多项土地政策.这些土地政策虽也包含若干进步因素,且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国民政府统治基础的封建性与反封建的目标取向之间的根本矛盾,孙中山的民生思想被大大扭曲,其土地政策基本归于失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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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波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24(1)
抗战后期,国民党对中共实力认识不清,使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难以纳入国民党蒋介石的视野;谈判桌上的"以强欺弱",使其丧失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把国内政治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对美苏矛盾的利用上,使其丧失了驾驭联合政府政治局势的可能性;对民主党派策略的失误,使其丧失了民心.这四方面的历史性错误使得国民党蒋介石无法把握时代脉搏、驾驭时代潮流,让"联合政府"的可行性选择瞬间化作了一片幻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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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地方党政体制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田湘波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0(6):51-55
大革命时期地方党政体制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政府组织的原则看,实行“间接党治”原则;从制度规定看,实行地方党政相对独立的体制;从实际运行看,地方政府权力高于地方党部权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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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廷科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31(4):60-64
1944年9-12月的桂柳会战中,国民党一方面在广西兵力不足,总计约10余万,另一方面在贵州云集了大约20余万兵力。在桂林、柳州陷落之前,国民党将20余万大军布防于独山、都匀、马场坪至贵阳一线,对日军形成一种＂御而不击＂的态势;日军在攻占桂林和柳州后一度分三路侵入贵州,攻占独山和进到都匀附近的鸡贾。究其原因是蒋介石被日本实施伪装进攻重庆的5号作战计划所迷惑和周佛海、杨惺华提供的日军在攻占桂柳后将进攻贵阳和重庆的情报所误导,为保陪都重庆所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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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7(5):63-69
二、社会全面腐败与转型期政治运作民初宪政受挫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社会全面腐败,而应对方式选择不当,扬汤止沸。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三权分立的现代体制,但朝野政治运作,不是扬新抑旧,把新制度的巩固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传统的黑暗面激活,竞相贪腐,以暴易暴。袁世凯更是收买、暗杀、分化,黑白两道交相为用。民国既立,而袁氏之心理自若,彼以为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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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凯帝制覆亡后,北洋政局有向和平发展的可能,实力派和非实力派在约法问题上的反复争论,反映了这种走向。国民党、进步党急于分享反帝制果实,一味要求无条件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段琪瑞为实现南北统一而作出让步,《临时约法》再次恢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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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落潮,“革命”的逻辑渐渐取代“启蒙”与“复兴”。以胡适、周作人等为中心的新文化诸将在与国民党右翼的对话过程中呈现出“立人”与“立国”的思考。胡适对“个人主义”的坚持、对“实验主义”哲学的尝试和周作人对国民党杀伐的批评、对政治力量的拒绝,构成了对“立人”与“立国”的重要思考,这些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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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应以和平为惟一目的的芷江受降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和平，而是成为了国民党在和平的烟幕下谋划内战的一个重要步骤。从争夺受降权，到受降的过程，再到受降后内战局面的形成，其内战路线贯串始终。认识芷江受降内战的一面，对更好弘扬其和平的一面，是必要而且意义深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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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友良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7(4):68-74,86
江西省国民党组织的活动及其发展历程，以1927年为界，分为革命与执政两个时期。在反对清朝和北洋军阀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为在江西结束清朝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执政党后，江西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在执掌省政和国内战争、民族战争中展开。党的性质、执政地位和战争环境，给国民党以严峻的考验，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和制约着其活动的内容和结果，使其既主导了江西该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未能处理好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的利益关系，未能顾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没有从根本上做好党的自身建设，以至最终溃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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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全普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3(3):163-166
为了迎接胜利,严惩日本,国民党政权在二战期间就开始思考其战后对日政策。开罗会议及宣言作为中国对战后日本政策构想的原点,直接影响了国民党政权战后对日政策的设计。在开罗会议上,国民党政权所展现的对战后日本政策的策划是全方位的,虽然许多策划仅是原则上的声明。其中的一些想法在1945年7月26日通过的《波茨坦宣言》中被再次采纳,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国民党政权在开罗会议上的政策提案不仅反映了蒋介石希望打倒日本军阀、尽快结束战争的想法,而且表现了其作为崛起大国的全球意识与区域观念。设计战后政策的行为除了表明中国未雨绸缪之外,更表明其对于未来地区秩序建设负责任的态度。这些政策设计在当时影响了盟国的战后日本决策并为亚洲国家的自由与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