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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灿浩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6,(2)
唐代后期的会昌朝和大中朝在时间上虽然前后相连,两朝政事却发生了一些变化。史称:大中年间“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政事上的变化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会昌朝的省官、废佛和大中朝的增官、兴佛上。官僚机构的前省后增,佛教势力的由废而兴,两相对应,且似相反。表面上看,两朝政事的是非曲直甚为分明,其中,会昌废佛尤其受到古今论者的一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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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灿浩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7,(1)
唐代的士族,由于其历史变化而成为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有关士族的记载仍不绝史册。另方面,九品中正制的废止和科举制的实施,按官品占田的规定和荫客制、部曲佃客制的消失又使士族失去往昔的几大支柱,似乎士族已徒具虚名,不成其为特权地主。因此,有的同志主张对唐代地主阶级已不宜再袭用士族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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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灿浩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0,(4)
唐顺宗时期,王叔文、王伾集团的政治活动在史学界多称之为“永贞革新”。黄永年先生撰文揭出“永贞革新”这个提法的错误,所论颇具启迪意义。按惯例,新帝即位之当年,年号沿用不改。洎次年岁首,帝祀圜丘,赦天下,方才改元。然而,顺宗情况非常特殊,特殊的原因在:顺宗在位时间特短,仅七月另九天,前后还不足一年。而且这七月余的时间又不跨历两年,顺宗退位也就在他即位的同一年,所以,顺宗退位之前一直用德宗贞元的年号。这样,顺宗改元不能不进行得异常匆忙,改元时间也非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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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灿浩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1)
本文揭示唐代中后期君主对宦官之策具有不易宦官权力的特点,并对其形成原因展开多方位的分析。认为唐代中后期君主所构建的基本上是一个内廷外朝相制的二元体制,宦官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这一体制被视为王朝统治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君主对宦官之策实质上只能是在维护二元体制的前提下对这种体制的改善。正是这二元体制以及君主对宦官的相应政策构成了宦官专权长期存续的根本原因,并由此带来了君主陷入困境、政局加剧动荡的负面后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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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灿浩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1,(2)
拙文蒙桂老剀切指正,纫佩教益,不胜钦仰。但于有些问题愚见仍有不同,兹再略陈,以求正于桂老及诸先进。笔者曾认为裘甫义军战略转移的外部原因是获闻王式南下。桂老则批评这种观点为臆测之词。这个问题的主要分歧实际上也就是:在义军转移与王式南下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更具体地说,也即是裘甫获闻王式除书在前,抑或裘甫率师离剡在先。由于裘甫率师离剡的时间是明确的(大中十四年三月十九),因此,这两件事孰先孰后的问题又可具体地分解为:裘甫获闻王式除书的时间是否早于离剡转移的三月十九,以及获闻时义军所在地点是否在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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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灿浩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1)
牛李党争期间,某些人物的党属问题既是判定牛李二党阵营的基础,又与评价牛李二党有一定关系。特别是李逢吉这样一个重要官僚,新旧唐书都有本传,《通鉴》中也有关于他的不少记载。他两次任相,主要活动就在党争期间,且与牛李二党党首有各种关系。在党争中影响甚大。有的学者把他列为牛党。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倘是牛党,自然不能不关系到牛党的评价。因此,对李逢吉的党属实有加以考定的必要。李逢吉是否是牛党巨子,首先可从其与牛党党首牛僧孺、李宗闵的关系中加以考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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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灿浩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3)
唐后期公卿子弟几代进士,在史籍中不乏记载。是否可以因此认为公卿已几乎垄断了进士科?唐后期也确实出现过公卿世任高官的现象,是否能据以得出公卿子弟在显宦构成中已垄断独占的结论? 由于这些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对唐后期诸多方面的认识,因此,不可不探析清楚。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表述笔者的初步看法,并简略地勾画唐后期进士和显宦构成的大体轮廓。唐后期特别是宣宗朝,进士科确实有过被公卿子弟垄断的某些迹象。大中十四年(860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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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灿浩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0,(1)
“甘露之变”是发生在唐代文宗朝的除宦事件。一般认为是一次南衙北司之争,观点几乎一致而没有异辞。本文拟对这次事件的性质作一分析,希望有助于这个问题的廓清。一文宗虽在表面上没有直接参与“甘露之变”,但考察“甘露之变”却不能不从文宗除宦开始,从文宗即位前后的历史背景入手。据《通鉴》载,文宗李昂于826年12月即位,840年正月病卒,在位凡十三年,卒年三十三岁,因此,文宗即位时是二十一岁。以文宗这样的年令,在他即位前对前朝政事自应有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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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玖先生离开他一生从事的史学事业,离开我们已经一个月了。大家为失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史学家而哀痛不已。重新阅读先生留下的文字,先生的言容笑貌宛若眼前。1 91 5年1 0月1日,先生出生在山东长山县周村(今淄博市周村区)一个回族家庭。1 93 4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抗战期间,随校迁到长沙、昆明,在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继续学习,后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在兆从吾、向达二位先生的指导下,专攻蒙元史,受到汤用彤、罗常培诸先生的指导和赞赏。1 941年起,历任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教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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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灿浩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7,(4)
河朔问题自安史之乱以后一直是唐廷感到最为棘手的问题。然而,在武宗朝,唐廷和河朔的紧张关系却曾一度出现罕见的缓解局面。其原因即在李德裕对河朔政策的成功。河朔自形成对唐中央集权的威胁之后,由于它在整个藩镇格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而一直受到唐廷的特别关注。因此,宪宗即位之初,对付河朔割据问题就成为当时裁抑藩镇方针的重心。其政策主要是:企图革除河朔节帅传袭制,或者通过折镇割州等手段削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