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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6,(4)
未名社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被查封,五十天后,我同另外一个朋友被释放。虽然有一个大学教授说,未名社再不结束,那就是太“不知趣”,我们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社不仅要存在下去,还要使它在可能范围内发展。鲁迅先生是同意我们的意见的,并于七月将准备再版的《坟》校本及素园的《黄花集》译稿寄未名社。正在这时,安徽的通缉令使王青士和李何林逃避到北京来了。我和青士初见,和何林是阜阳第三师范学校同学,他们都是霍邱县城内人。我同何林叙旧得知;他一九二六年到武汉参加北伐军,在一个师政治部作宣传工作;第二年随军北伐河南奉军,凯旋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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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获准离休后,我想把还可看看的几本译著核阅修改一下,一以答朋友的雅意,一以奉献给新的一代的读者。这时我想到一二出版社的编辑,因为我曾经有过非正式的允诺。我首先考虑校改重印的有《给少男少女》和《简·爱》,因为颇有读者想看看而找不到书,写信向我借读。我苦于无法应命。我先就《给少男少女》函询一位编辑,并未寄书去,只说明是四十年代的几篇讲演。复信很客气,大意是说,四十年代的讲演恐怕不适于八十年代的读者了。至于校改过的《简·爱》,据说风格是五四时代的,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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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7,(6)
我所写的《关于鲁迅先生佚简答客问》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后,接到一些读者来信表示欢迎,因为基本上解开了一个疑团。但也有一些读者来信说,鲁迅先生的书信日记中多处涉及未名社结束时的经济情况,如有可能,何不将情况写得具体明白,使人一目了然呢。我很感谢读者们的关怀,但事隔几十年,我不容易满足他们的希望。今年五月,我到北京访问一个病友,无意从另一个朋友处听说,北京鲁迅博物馆存有一份未名社结束时的清单,是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我到鲁迅博物馆查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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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7,(2)
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先生曾三访未名社,他并在《忆韦素园君》中说:“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从西山回寓后,先生在给景宋的信中,详细记述了这次会晤和谈话的情形。先生又于三十日夜一点半给景宋的信中说:“晚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忙于翻检电码之静农,一个是帮我校过《唐宋传奇集》之建功,同吃晚饭,谈得颇为畅快,和上午之纵谈于西山,都是近来快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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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7,(6)
素园逝世已经四十五年了,已经超出了他短短一生十五年。他很为还生活着的少数老朋友所怀念,近些年来因为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和书信,关怀他的新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在素园逝世后,我们原想编辑他的少数诗文和书信,由几个朋友各写一篇回忆文字,出一个纪念册;以后情况有不少变化,这个想法也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与必要了。但是仍然有不少素园的新朋友希望多知道一些素园生平事迹,大概为进一步了解他的一助吧。我是素园童年的朋友,自然对我瞩望更为殷切。把老友介绍给新知,是很愉快的事;不过鲁迅先生已经将素园的性格、思想、感情、生活和工作作风,甚至容貌都用生动的笔触写到了,可谓画龙已经点睛,我所能增添的只是一鳞半爪罢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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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7,(2)
鲁迅先生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所写的《杂忆》中说:“时当清的末年,有一部分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引起反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h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fi San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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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1)
许寿裳(季茀)先生是鲁迅先生终生的挚友,他们在日本同过学,在旧教育部共过事。我认识许寿裳先生,是在一九二五年经鲁迅先生介绍的。鲁迅先生那时在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在涉及英国文学的地方,得到季茀先生的协助,所以我知道他精通英文。季茀先生像鲁迅先生一样,态度蔼然可亲,谦虚诚恳,乐于助人。他协助鲁迅先生,也就是给未名社很大的支持,因为《出了象牙之塔》是未名社印行的第一本书。他们的友谊与合作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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