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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光明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9(6):F0002-F0002
文学里有纯文学，好比牡丹里有姚黄魏紫。同样是牡丹花，姚黄魏紫更名贵，不就在于它是一个特殊的品种，经过了更精心的培育，开得更好看，更耐看，故而让爱花而又懂花的人更为看重吗?纯文学也一样，它是文学的一个特殊的类型，特在它更艺术地处理经验，表达思想感情，能满足人们的更高的精神需求，因而为爱美文而又懂美文的人所欣赏。道理既然这么明了，那么纯文学就应该像名贵的花卉受到欢迎一样，被人们普遍地喜爱。然而现实中并非如此，在2000年代，纯文学不断遭到质疑，甚至受到批评。最先对纯文学发难的，是曾经在1980年代充当过纯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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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光明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8(3):F002-F002
革命与人面桃花有什么关系呢? 格非的一部写革命的小说干嘛要用人面桃花做书名呢? 兴许由于那个也算轰轰烈烈革了一场命的主角是个女性,那个叫做秀米的江南女子。 人面桃花该同那首诗有关系吧,那首广为传诵的唐诗: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一次春天的邂逅,一个少女的顾盼有情,一种无处抵达的表白。多美啊!一种散发着春芬芳、春的气息和书卷香的美,一种遗憾的美。遗憾的美是叫人更加难以释怀的美。是谁造成了这样的遗憾?是时间。桃花还是去年的桃花,人面却已杳然,错过了的就不可复得。走出这首诗,走出那两个人的故事,就没有人没有这样的怅惘: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于是人面与桃花,人与花,就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比,生命被抛进了时间的河流:人生短暂,宇宙永恒。就像曹植吟咏的:“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送应式式》);就像阮籍感慨的:“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咏怀诗》),就像苏东坡吁叹的:“羡宇宙之无穷,哀吾生之须臾”(《前赤壁赋》)。格非想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借用了人面桃花的意象吧。人面是女性的代称,也指代人的生命,进而指代人生,人的命运遭际;桃花象征春天,象征时间,象征美好,象征人力所无法改变的自然:桃花源的梦想无不在时间的冲刷下破碎。格非的这部小说,确然是关于革命与乌托邦的小说,关于历史与个人欲望的小说,但也是关于时间的小说。桃花不是没有象征空间。陆侃得到的桃源图,王观澄经营的花家舍,张季元们构想的大同世界,秀米建造的普济学堂,是性质相同的乌托邦,都是人的执念的空间化。但他们都需要在时间中被显现,而又在时间中被否定因而在时间中永存。乌托邦永远不可能真正企及(因为人的欲望无止境),它也因此被时间化。桃源常在——桃花依旧笑春风,而生命不长在——人面不知何处去,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遭遇,它形成历史的循环和轮回。所谓“光阴流转,幻影再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秀米在临终前,从陆家的宝物——忘忧釜里看到的,就是这种循环和轮回。她看到了一朝出走、渺不知所终的父亲(那是她的过去),也看到了她早已失散、无法认识的儿子(那是她的未来)。时间在收获秀米的生命时,把历史和人生的真相骤然出示给她,就那么短暂的一瞬。让她明白,人生如冰花般脆弱,而人不经历一趟人生又不知道满足:临了方才徒然明白哪些是真哪些是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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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光明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9(5):F0002-F0002
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主要体现在大学本科课程设置极不合理，浪费了青年学生的大量学习时间，高校没有利用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丰富的文化资源，帮助学生完成精神成人，使他们成为理应成为的心智健全且有一枝之长，能够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可用之才。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起，教育部就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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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学”的小说批评有一个观点,即,小说写得好不好,动不动人,有没有艺术水平,关键不在于故事,而在于如何叙述;艺术性的不向关键在于叙述的不同。①这样的观点当然也只能是一种“深刻的片面”。但是,叙述学批评所关注的不只是文学创作的终端——作为“文本”的小说作品,而是透过平面的凝固的形象系列,还原作品得以完成的操作过程——主要是艺术构筑的处理方式,从中发现小说世界与作家意图之间的诸种关系。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较一般的批评方法更为准确地揭示出产生于特定时空中的小说作品的潜在意蕴,剔现出小说文本的深层构架。叙述学的批评比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更容易贴近艺术形式本身,又能够避免“新批评”的人为切断艺术成品与其社会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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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光明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8(4):F0002-F0002
静岛社科院的杨普宪先生针对高校教师全员科研,造成泡沫学术盛行,呼吁学术大裁军,表达了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当代学人的共同心声.学术裁军要是果真能实现,泡沫学术得以遏制,那将是学术和教育的幸事,国家与民族的幸事.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学术裁军叫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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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光明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1):F0002-F0002
讨论新诗往往要涉及到新诗与艺术传统的关系,而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基于对新诗艺术本质的理解。对于新诗来说,谈论它的艺术本质,与其关心它有无服膺传统,还不如考察它在多大程度上贴近了时代。从时代看诗歌写作,或许有助于解开我们在新诗与艺术传统关系上存在的困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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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光明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0(2):103-105,113
“红帆”诗社的前期成员,多为海南籍,这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世界观感和文化认知。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人来说,在不同的意识层面上,这种文化认同是双向的,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也许并不自觉的文化自卫,它来自于地理方位给予人的一种深刻的感觉。这给他们以写作诗歌的动力,也增加了诗歌写作的内部张力和丰富意味。“红帆”诗歌是具有本土责任感的“红帆”人的文化激情的结晶,换句话说,“红帆”作为校园文学社团有过的辉煌,是一种文化性格绽放出的精神光彩。“红帆”二十年,的确为海南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她培养了海南的诗歌队伍,造成了海南诗歌的持续繁荣,作为海南文学的一支生力军,它以不间断的文学活动,给海南这个日新月异的年轻的省份带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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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光明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7(1):F002-F002
是什么使人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存变得有意义呢？当然是文化经典。文化经典是对于人以及人生存其中并不断对其进行探究的世界的解释，文化经典也是人自身的证明：只有人才具有神奇的思想、想象力和创造语言并借助语言进行创造的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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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光明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6(1)
学术深似海,不可妄言之。然而若把学术分成“实用”与“存道”两途,则但凡涉身学界的人,在从事所谓学术工作时,有时会冷不防碰上委身学术的目的何在、学术到底有什么价值、衡量学术价值的标准又是什么之类的问题。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