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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时凯 《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8,(4):10-16
宋代理学的观念丰富,这是由于其形成的历史长,创造理学的人物优秀。在诸多观念中,“理本体”,观念是理学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观念。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为“理本体”的建立作了艰苦的努力。周教颐“性命之理”的探究,为理学家创造新儒学之发轫;张载贡献《西铭》,提供了社会秩序建设的理想方案;二程关切“天理”,对提高人素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朱熹则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造,构建了“理本体”哲学体系。宋代理学家先进的宇宙观与其方法论是统一的。宋代理学家之所以能创造出超越先贤的理论成果,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具有先进性。理学家创造的“一而二,二而一”的方法论蕴涵辩证法的因素,但它不等同于辩证法。“一而二．二而一”是理学家自己的方法论,要予以肯定,并加以研究和利用。 相似文献
2.
沈时凯 《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13,(1):3-8
朱熹创立的“理本体”观念,以其对形上之“理”阐释的完善性、缜密性和深刻性而为理学家普遍认同。其中．朱熹提出的“格物穷理”的认识方法论,是一个重大的发明。由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一致性,使得朱熹的形而上学哲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朱熹哲学的形成及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形上之“理”这一哲学范畴逐渐替代了“道”这一在中国文化中被广泛运用的哲学范畴。形上之“理”的产生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的儒家学者再没能做出真正的哲学意义的超越。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显著的独特性。 相似文献
3.
沈时凯 《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9,(6):10-17
朱熹与陆九渊生于同时代,两人各自授徒讲学,学术虽有异,难得的两次面对面的学问交流和商讨却情谊多于龃龉。学术之不同,并不妨碍两家同时并存,诚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言,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于是,哲学史上便有了理学分派的描述。表面上看,朱陆的学术分歧在于对“理”的不同认识,后者的认识在明代理学中发展为“陆王心学”一派,且影响到清代。究其实,从宋至清,朱子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时或小有变化,但朱熹所建立的理学体系的框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在历史的沿替中仅仅发生了朱子学范型的流变。 相似文献
4.
沈时凯 《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9,(3):3-9,77
《四书集注》是宋代理学学术的重要载体,朱熹为此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工夫。《四书集注》表明,朱熹通,过发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一关键论述的深刻涵义,证明了创建宋代理学的首功者当属二程（程颢、程颐）,从而揭示了宋代理学成立的历史逻辑。同时,朱熹还从孟子的“性善论”演绎出“四端皆善”的命题。这个命题是宋代理学的一个元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宋代理学建立起了它的伦理逻辑系统。 相似文献
5.
沈时凯 《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10,(4):8-14
宋代理学家在其论政、著述和讲学中对历史和历史发展的问题多有论述。通过梳理理学家的这些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极表关切,对前朝和前人往往自出机杼作出恰当的评价;然,不让先贤的自信却充溢字里行间。这表明他们的历史观是积极、进步的。但是,他们的历史学说中存在着观念化、绝对化的现象,这便使他们的历史学说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科学合理地认识和解释宋代理学家的历史学说,还理学家以卓越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面目,有助于认识宋代理学家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 相似文献
6.
沈时凯 《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7,24(5):7-14
朱熹之学与戴震之学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理”的哲学阐释上。朱熹将“理”绝对化从而产生“理”的本体哲学，戴震将“理”纳入生活则形成了“理”的伦理哲学。戴震在对善、义、理、道等作阐释时态度谨慎，并无意指责程朱。 相似文献
7.
沈时凯 《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11,(4):7-12
《易经》为宋代理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北宋理学家便充分利用这一资源,辟佛破老,创为新说。从北宋中期理学初创到南宋的一百多年里,理学家在运用《易经》的过程中,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渐趋深刻,《周易本义》是这一认识变化过程的反映。在这部著作中,朱熹恢复了《易经》的本来面貌,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思想方法,体现了一个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无疑,《周易本义》是宋代理学成熟时期的标志性著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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