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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大量考古文物的出土,中国古代术数的研究渐成潮流,由此传统典籍里的术数文献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笔者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谯子五行志》,发现此书罕有学者利用,因此就流传诸问题略作考证,就教于方家。一、《谯子五行志》的著录情况《谯子五行志》五卷,题唐人濮阳夏撰,国家图书馆现藏两种。一种为明钞本,一册,编号为06845。墨格,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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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自勇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0-16
中古正史的《五行志》里记录了大量怪异事物,这些记录一般由“征”与“应”两部分构成。征应的产生建立在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上,可以分为“有征必有应”和“有应才有征”两种。由于受到自身知识背景、政治立场的约束,古代史家有意无意间会采取“选择性记忆”的方式,通过直解、转释、反说等方法来对征应进行解说。透析征应的产生机制及其解说方式,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知识阶层的信仰与思维方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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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至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各项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如果说还有尚待集中研究的领域,那无疑就是占卜文献和佛教经疏了。2013至2014年,相继有三部关于敦煌占卜文献的专著面世,分别是黄正建的《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以下简称"黄著"),1王晶波的《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以下简称"王著"),2郑炳林、陈于柱的《敦煌占卜文献叙录》(以下简称"郑陈著"),3再加上之前由法国马克教授主编,集合了法、中、美三国10位学者完成的《中国中古的占卜与社会——法国国家图书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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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自勇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5-12
唐代的乡饮酒礼是一种饮酒礼,包含了贡士、正齿位、饮国中贤者等多种涵义,其中以贡士之仪最为重要,成为常典。它一般只在地方上举行,地方官员、士人及其他有名望的人都要出席,仪式的过程凸显出对士人的尊重和礼遇。由于它和地方社会的紧密联系,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尊贤尚齿功能,地方官员普遍把举行乡饮酒礼作为推行教化、改革风俗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经费短缺等问题,乡饮酒礼逐渐不受重视,衰微下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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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本《列子》以国家图书馆所藏北宋初刻本为最早,北宋末年道士陈景元偶得唐代殷敬顺《列子释文》,虽为音注之书,但保留了不少唐代写本的信息。西北地区所出《列子·杨朱》写本中,敦煌藏经洞所见20片,旅顺博物馆藏1片,经与北宋本及《列子释文》等核校,可以确定这些都是唐代写本,其所存文字较其余诸本都要完整和准确,有些文字是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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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自勇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3(2):1-6
《五行志》是中国古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五行志》的“序”概括了史家修撰的旨趣和意图,是我们认识《五行志》演变脉络的一条很好的途径。从班固开创《五行志》到宋初,历代《五行志》都记载了大量灾异和事应,并作出解释,以此劝诫帝王。宋以后的《五行志》成为灾害物异的汇编,不再记录事应,对灾异的感应要靠帝王自己去领悟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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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自勇 《历史教学(高校版)》2005,(11):24-24
“乡饮酒”，即乡饮酒礼，原本是一种饮宴礼仪，先秦时期被赋予了“明长幼之序”和“进贤能”的功能。汉唐之际，在统治者的推动下，它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东汉时统治阶层承认它的地位，经改造后在地方上实行，但未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西晋时皇帝亲自举行乡饮酒礼，但只限于一时一地，未成为制度，南北朝时则更加紊乱。隋唐统治者重视乡饮酒礼，将它定位成一种学礼。隋代承认了汉晋以来乡饮酒礼中央、地方并行的现实，并使之固定化，朝着礼制化的道路迈出最关键的一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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