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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道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3(3)
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社会,这是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与对《大同书》的评价有关,而且也与对康有为的评价有关.汤志钧同志在《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文中说:“我在《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见《历史研究》一九五九年第八、十一号)中指出,《大同书》是康有为一九○一年至一九○二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大同书》中所说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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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问题,朱务善先生在《五四革命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见《历史研究》1962年第四期),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朱务善先生说:“五四革命运动既不同于包括辛亥革命运动在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式”。“五四运动在中国民主主义运动中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阶段,它揭开了新民主主义的序幕,为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开辟了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的开始,但还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尚未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总的来说,五四运动的性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里,朱务善先生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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