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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栋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3)
曩读《晋书斠注》,曾稍留意于陶侃资料,今取其似尚可达者数端,衍为评传。原其意本不必在陶某,亦不敢望于两晋史事有一斑之得,盖在于截取机体一点制成切片,以试作观察报告也。(一)到洛阳去陶侃,鄱阳人,公元二五九年生于吴国扬武将军陶丹家中,母亲湛氏,邻郡豫章新淦人,是陶丹的妾。关于陶丹,我们所知极少,仅从《北堂书钞》引《晋中兴书》知道他是吴国边将,又从《晋书》卷八十一《朱伺传》知道吴国有名牙门将叫陶丹,朱伺曾做过他的“给使”。陶侃“幼孤贫”,但他有位好母亲,激励和帮助他摆脱“贫贱”的处境。在《晋书》卷九十六《列女传》中有《陶侃母湛氏》的专传,作为封建妇女的典范,湛氏是名扬后世的。陶侃廿二岁时,晋平吴,中国重又统一了。但是,这对吴国青年的政治前途却投下一道阴影。晋平吴后曾采取过这样一系列措施,皆见于《晋书》卷三《武帝本纪》太康元年条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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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栋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五)回顾后的思考对《晋书》的传统低调评价不唯是不公正的,我们还可以从这种评价中看到一些不仅仅是评价《晋书》的问题。第一,历来引用的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的评价和刘氏在其它地方表述的史学思想其实是互相矛盾的。我们要从刘氏史学思想总体上来考察他对《晋书》的评论意见。在《史通·内篇杂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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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栋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2)
修习中国史学史,于《晋书》多有疑难,因作研究,勉成一篇。谨以乞教于师友同志。倘蒙指正,则岂独笔者幸甚,或且有助于《晋书》研究之深入也。(一)何时修撰《晋书》唐朝何时修撰《晋书》,说法历来不一。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点校本之出版说明持“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说。一九七九年版《辞海》持“修于贞观十八年至二十年间(644——646)”说。诸家史学史多持后说,如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柴德赓《史籍举要》、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等,持前说者仅见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然而,认真查究下来,《晋书》实应始修于贞观二十年,而非十八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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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栋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1)
(一)有些思想一旦凝结为著作进入社会,传播下来,也会如木桌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一般,“用头倒立着,并从它的木脑袋里,展开比桌子自动跳舞还更不可思议得多的幻想”,它们会起着远非著者所能预料甚至完全违背著者本来期望的那种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后果。崔述的《考信录》便是这类著作之一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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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栋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
一、“太和改制”说北魏自公元484—499年间之改制,亘十六年之久,主持者先后有冯太后、孝文帝祖孙二人,而旧史习称“孝文改制”,相沿至今。近年来史学界复感兴趣于此一千五百年前故事,见仁见智,看法各异,有兼重帝,后者,有扬帝抑后者,有扬后抑帝者,而皆仍其旧称曰“孝文改制”。鄙意何妨正名,迳改称为“太和改制”,亦如北宋神宗一朝之称“熙丰新政”然,既合乎实际,可免片面,且有史例可援,学者专家其或以为可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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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栋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4)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和对此文的评论牵涉到历史研究的许多问题,就中也反映我国史学界在使用“封建”这一概念上存在某种程度的混乱现象。这一混乱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洋文化沟通,紧接着又接受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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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栋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
魏晋之际,中国巨变,中国文化在历史搅拌机的剧烈翻动下产生多个文化变异点,提供多种变异发展的可能性。在每一个变异点上,中国历史似乎都有可能脱出旧轨道作别样运行。本文主要考察北魏太和改制前的胡汉形势,尝试不以社会形态学的“封建化”研究为唯一方法,不以传统的“汉化”为唯一主题,而着重于就胡族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之冲撞和遭遇所造成的文化景观及其发展过程,作一粗略描述与考察,并力求探索其中的文化认识意义。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