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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中国制造企业微观数据,首次对企业所处不同年龄阶段与创新的动态演化关系进行系统性的研究。通过APC模型将年龄因素划分为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后发现:首先,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行为并不存在纯粹的年龄效应,相反,在大部分时间内,成立年限越长的企业的创新激励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其次,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行为存在明显的代际效应,代际越新的企业的创新激励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最后,在不同的行业类型和所有制类型中,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创新行为的年龄效应演化趋势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代际效应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相似文献   
2.
近20年来,中国企业创新活动陷入一个两难的困境,企业“不愿”甚至“不敢”进行创新活动。为改善创新的制度环境,2008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本文旨在评估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知识产权战略激励了企业的创新活动,能够保护企业创新。知识产权战略通过提高企业间知识侵权的违法成本来达到“保护创新”的目的,不过,行政保护和产权保护环境这两种保护机制很难对创新成果起到改善的作用。第二,中国知识产权战略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创新质量,企业发明专利数量和新产品产值率均没有明显的提高。若长此以往,企业可能会陷入“不愿创新”的怪圈中,反过来亦会“伤害创新”。第三,相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质量的改善强度更大。需要注意的是,知识产权战略抑制了非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质量,也就是说,非高新技术企业干扰了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效果。那么,一方面中国政府应当继续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特别是重点落实知识产权争端的司法惩戒力度;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当关注这一战略实施对非高新技术企业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相似文献   
3.
王成方  叶若慧  鲍宗客 《科研管理》2021,41(10):185-192
本文研究了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大股东控制及其交互作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两职合一公司的投资效率显著低于两职分离公司;但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股权集中度较低公司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没有显著影响投资效率;相对于股权集中度较低公司来说,股权集中度较高公司的两职合一更能降低公司的投资效率;股权集中度较高公司的两职合一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此外,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公司中,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效率越高;相对于两职分离公司来说,两职合一公司的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更能造成非效率投资;两职合一公司的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本文既拓展了已有大股东控制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深化了两职合一的经济后果的研究。  相似文献   
4.
王成方  叶若慧  鲍宗客 《科研管理》2020,41(10):185-192
本文研究了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大股东控制及其交互作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两职合一公司的投资效率显著低于两职分离公司;但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股权集中度较低公司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没有显著影响投资效率;相对于股权集中度较低公司来说,股权集中度较高公司的两职合一更能降低公司的投资效率;股权集中度较高公司的两职合一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此外,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公司中,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效率越高;相对于两职分离公司来说,两职合一公司的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更能造成非效率投资;两职合一公司的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本文既拓展了已有大股东控制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深化了两职合一的经济后果的研究。  相似文献   
5.
鲍宗客  朱魏巍 《科学学研究》2017,35(11):1691-1700
中国研发企业的生存问题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关键,决定着这一战略到底能走都远。本文运用生物领域的事件史分析法追踪了2000年成立的研发企业生存状况以及是否存在生存溢价。研究发现:首先,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研发企业并不存在显著的生存溢价,如果把基于退出机制不完善而形成的僵尸企业排除在外,研发企业要比非研发企业多抑制7.25%的生存风险;其次,研发密集度与生存风险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研发密集度和生存风险之间存在大致的"U"型关系;最后,实质性研发企业能够显著降低生存风险,拥有较大的生存溢价,研发行为扭曲的企业则不具有生存溢价效应,其生存寿命反而要低于非研发企业。这一结论揭示了中国研发企业总体上不具有明显生存溢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研发行为扭曲吞噬了实质性研发企业的生存溢价。那么,中国的研发激励政策在扶持企业进行实质性研发的同时,应当建立相应机制纠正企业的研发行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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