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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香港日本拘留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同时进攻香港之前，我在香港的英国报纸《南华早报》工作，同时义务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从事宣传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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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上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一共同目的，你们到这里来了。这里是中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既荒凉，从历史上来讲又相对地落后，但在这里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一种坚强的决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要肩并肩地共同打击日本。你们会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正在抵抗日本侵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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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周恩来的窑洞里采访他的。这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个堆满了书报的书架。一个小小的发报机正开始发送第一批新华社新闻电讯。他不但关心报道的内容,当我问他所需的无线电器材如何取得时,他告诉我是他装在自己的手提箱里从重庆带来的。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连医药都不准供应,所以他常常利用经常来往于重庆延安之间的便利,把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所募集到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带到延安,因为他的座车和行李是不准检查的。有时他甚至于把许多体积虽小但十分宝贵的物件——如牙科的钻头和外科手术用线——放在自己衣服口袋里带回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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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无数人被抓起来，其中不少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地遭此厄运，邱茉莉和我就是如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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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广州停留期间，具有高度原则性，受人尊敬而又风度高雅的宋庆龄两次来到广州。她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遗孀。她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亲临广州，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她在中国近两个重要时期都曾在这个城市生活和工作过。一次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古老的君主制以后，继续努力保持革命的势头；另一次是准备进行1924—1927年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大革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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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我从充满乐观气氛的武汉去前线采访，目睹了自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正规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一胜利使全国振奋，把高昂的情绪推向顶点。台儿庄位于江苏和山东两省交界处。国民党军队在正面作战，而远在北方的共产党游击队则切断日军的交通线，拦阻敌人的增援，这是在统一战线中互相配合的成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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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边区不久，发生了两件事情，很实在地显示出国民党仍旧在我们身边。其代表人物是谢保樵和他的几个亲信。但在边区，他们虽然想按他们的意志行事，却未能如愿。谢一见到王震就对他说．记团所有成员都由他管理，不允许单独行动。谢还说，这次来访的外国记都是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对中国一无所知，只想写一些有害中国统一的轰动性报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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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预料，接待我的是一位清瘦的、个儿高高的、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穿着像学生那样的蓝色制服，年纪并不比一般大学毕业生大很多，能讲英语和俄语。还有一位军官，他长得颇为英俊，满脸笑容。两位都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和洒脱。这使我轻松自在多了，便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他们是什么人呢：那位职人员自我介绍说是秦邦宪（亦名博古），他曾任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那位军官是叶剑英，他曾任红军参谋长。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