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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屈原的《天问》和《约伯记》来做一个比较性的探讨,无论在方法,背景,情节及内容上都有它一定的局限及难处。就二人的遭遇来说,在实质上已有极大的不同。《天问》,正如屈原好些作品一样,是他官场失意以及流放生涯的产物。诗人当时感到最痛苦的,显然是失去了“忠君报国”的机会。这种打击对传统的中国忠臣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导致屈原受苦的,甚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人为”的。具体地来说,是对他失信的昏君以及妒忌他的小人们所造成的,并不是上帝或撒旦。约伯的不辜遭遇基本上是个人的命运问题。但这命运却不是盲目或偶然的。因为整个戏剧的导演是上帝自己。约伯的苦难是撒旦在“全能全知”的上帝的特别许可之下所造成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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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探讨及比较性质的文章,涉及两个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极不相同的思想与文化源流。一个是东亚文化,一个是西亚文化。有学者如苏雪林等曾用了不少功夫,特别是从比较宗教及神话等的角度,尝试证实西亚文化对商代以来中华文化的影响,包括对《天问》等楚辞的影响。但大部分学者至今仍将这论点看成是推测性的。笔者基本上也同意大部分学者们的看法,虽然笔者认为苏教授等所提出的研究成果有继续探讨下去的价值。因此,在苏教授的推测还未被证实之前,我们只得继续假设西亚文化和东亚文化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文化源流。《约伯记》显然属前者,《天问》则属后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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