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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我正在昆明。后来在《华商报》负责的刘思慕、萨空了、高天诸位老师,当时也都在昆明。他们都是我先认识,后来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当老师的。我认识刘思慕老师是在桂林沦陷前夕。当时我随前华商报总编辑胡仲持逃亡到昭平,住在广西日报社。在我们路经平乐时,就同刘思慕老师住在一起。虽然是在逃亡途中,刘思慕老师和广西日报总编辑莫迺群仍编印号外,把战争情况及时地报道给读者。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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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我正在昆明。后来在《华商报》负责的刘思慕、萨空了、高天诸位老师,当时也都在昆明。他们都是我先认识,后来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当老师的。我认识刘思慕老师是在桂林沦陷前夕。当时我随前华商报总编辑胡仲持逃亡到昭平,住在广西日报社。在我们路经平乐时,就同刘思慕老师住在一起。虽然是在逃亡途中,刘思慕老师和广西日报总编辑莫迺群仍编印号外,把战争情况及时地报道给读者。他们这种忠于新闻事业职责的行动,使我很感动。桂林失陷后,仲持老师隐居到八步乡下。我辗转流浪到昆明,见到了刘思慕老师,有他照顾,住在高天老师给我的一席之地,才免了露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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