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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建中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6)
蒋介石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曾是国民党处理内政、外交、军事及其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政策。它对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治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这个政策的探讨是进一步研究蒋介石的政治思想、中日关系史和国共两党关系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究竟在何时形成与确立?海峡两岸的许多学者的认识颇不一致。大陆学者的看法大致有三种:其一。蒋介石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确立;其二,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提出,《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正式确立;其三,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酝酿产生,同年11月30日由蒋介石正式提出并把它作为南京政府的“基本国策”。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的认为1931年7月蒋介石决定“攘外必先安内”是一种策略;也有的认为在一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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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禹 《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12)
1933年的热河危机是考验蒋介石抗日与"剿共"战略选择的重大事件。热河危机初期,抗日优先于"剿共";热河沦陷时,抗日与"剿共"两难;热河沦陷后,中国军队进行了长城抗战,同时第四次"剿共"失利,蒋不得不同意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蒋介石两难选择的原因一是自身尚未树立权威,难以号令全国;二是共产党的"左"倾主张与实力快速发展;三是国联不能有效制裁日本与切实援助中国。此后,蒋介石通过第五次"剿共",个人权威逐步树立,军令政令逐步统一。在民族危机不断深重的环境中,抗日成为蒋停止"剿共"与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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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昌文 《历史教学(高校版)》2011,(3)
1930年代参与剿共是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互动的重要内容。地方派系因应助剿,仅以反制或顺应形势等词难以概括其复杂面相。在晋军李生达部赴赣助剿个案中,就晋方而言,获得协饷以减轻财政负担在晋系的考量中占据重要分量,而借此消解蒋介石的疑忌也是其动机之一;就蒋介石而言,兵力捉襟见肘之际,调晋军入赣,自有助剿功用,但更重要的是借此试探晋方,以及消解两广联合北方以图反制中央之意图。表面化的剿共对于双方而言只是目的之一。剿共问题上的互动折射出这一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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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梅 《雁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1)
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雪国仇家恨之耻,张学良不计个人荣辱,实现了从“剿共”“拥蒋”到“联共”“逼蒋”抗日的转变,最终用“兵谏”的方式,发动了西安事变,又使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人们千古称颂的一位民族英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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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阵营中的丁文江、胡适等人针对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提出了政敌观。他们认为共产党势力得以壮大有着深层的原因,国民党的＂剿共＂政策只能使中国政局更为混乱,国共两党应通过政治途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其政敌观虽具合理性,却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力,但它从另一维度反映了共产党力量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取得合法政治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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