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论曾国藩的“以史为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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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 唐兆梅.简论曾国藩的“以史为鉴”[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199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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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姓名： | 唐兆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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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本文对于世人叙之甚多的有关曾国藩由“理学”——“经世”——“洋务”的演变史事不想再涉猎其间,不敢再妄加赘述;现仅拣世人叙之甚少的有关曾国藩重视史学、重视“史学鉴戒”作用的史事,作一些探讨和研究。 一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学术中,史家从很早以来就享有崇高的地位。历史上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史学,都把史学作为资治的龟镜,治乱的药石,即重视“以史为鉴。”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史的文化,史学是历代王朝医治战争创伤的“甘草剂”和恢复发展生产的灵丹妙药;史学是统治阶级安邦定国的日用大全和统治经验的百科全书;史学是最高统治集团管理方法的必修课和制胜强敌的教科书;史学又是热心于功名利禄的读书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途的敲门砖;史学还是历代统治者作为现实借鉴和施政方针的主要依据;等等,等等。一言以蔽之:当唯物史观在我国确立之前,依据古代人们的认识高度,认为史学的最大作用就是“鉴戒”,因而十分重视“以史为鉴”。因此,历史上许多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从前代得失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屡见不鲜。史书上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表明了新起的商朝是以夏代的兴亡作为一面镜子的！所谓“不可不鉴于有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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