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两晋时期,正是玄佛合流、玄佛并用时期。其表现为:名僧名士不仅在生活行事上彼此相投,而且在清谈与作文时常常以佛解佛或以佛解玄,在名词概念上也时常玄佛并用。山水诗的产生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得到催发的。首先,玄、佛的理论及其方法给山水诗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玄学发挥老、庄“得意忘言”的方法,视“自然”(包括山水)与“道”同一,常把游山玩水当作求得玄理的手段;而佛教从“色空不二”理论出发,把山水看作佛的化身,认为对照山水即可得到佛的“神理”。同时,玄佛二家都把自然山水当作避世出世的精神寄托。这些都成了山水诗产生的土壤。其次,玄佛二家对理想人格的讨论,推动了山水审美观的发展,因而影响到山水诗的产生。玄学家向秀、郭象注《庄子·逍遥游》、名僧支遁谈“逍遥”以及僧肇论“至人”,都把不泥于形迹、超然世外的人当作共同的理想人格,这便为士大夫及其僧侣脱离尘世、遁迹山林作了理论论证,从而促使了山水审美观的发展。最后,佛教的造像以及玄佛二家在“形象”认识上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也对山水诗的产生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佛教的像教法对佛像塑造十分重视,这直接启迪和促进了人们对形象的认识。玄学主张寄言出意,以形写神,项恺之的“传神论”则融汇了玄佛二家关于形象的看法。这些都促进了山水诗对山水形象的注重与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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