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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见到陈原同志,距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这中间隔了六年多漫长时光。我在学生时代就开始的对学者的仰慕,在一个隆冬的北京的早晨,在他温暖的办公室里,变得充实而富有激情。陈原同志一往情深地和我谈起出版的事,使我惊诧他对出版事业的熟稔和热爱。的确,像他这样,学者与出版家集于一身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我们的谈话首先从出版现状的评论开始。出版形势很好,但还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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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特别说明:此文是我回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版战线拨乱反正长文中的一部分。当我完成此稿时,即2004年10月26日上午, 杨德炎同志电话告诉我,资深编辑出版家、著名学者、韬奋出版奖荣誉奖获得者陈原同志因病于晨5 时逝世,享年八十七岁。我同陈原同志相识并深得他的教诲有三十多年了。对这位深受人们敬重的出版界、学术界前辈的辞世,我更为悲痛。我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每涉及陈原同志处,都引起我对这位多年躺在医院病床上神志不清的兄长、良师和益友的思念。因此,我也就极其自然地、实事求是地用较多的文字回顾了陈原同志批判“四人帮”炮制“三十年代黑店论”,把出版界拨乱反正引向深入作出的突出贡献;回顾了陈原同志为恢复三联书店革命历史地位、在人民出版社建立三联编辑部以及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副牌改变为独立建制的出版单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对一些资料的引用,只要是出于陈原同志,我都加以注明。本文所写,对陈原同志来说,虽然仅仅是他对出版事业杰出贡献的点点滴滴,却也促使我以单独发表此文来表达我对陈原同志的崇敬和思念之情。同时,也借此机会向为中国出版事业作出历史性贡献的三联老同志表示深切的敬意,向正在继续发展三联事业的在职三联人表示良好的祝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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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信件的说明
下面是陈原先生给我的一封信,内容是如何评价张元济。我给陈原的信写于1988年8月4日,与信一起奉寄拙作《志在报国,德泽千秋——论张元济的思想和事业》一文油印稿。他回信作于同年8月9日,为接信不久就写。我与陈原并不相识,以后也从未谋面,所以是素不相识两人间关于张元济的一次通信。张元济一生与商务印书馆的命运息息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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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氏吹埙记忆比铁轨还要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个秋天,在我的故乡胶东半岛的烟台芝苤湾海滨召开的一个文学研讨会上,我有幸认识了心仪已久的陈伯吹先生。这也是这位儿童文学大师和教育家在世时,我见到他的惟一一次机缘。那时他已经进入耄耋之年,所有人都尊称他“陈伯老”。他穿着一套浅灰色中山装,清清爽爽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清瘦单薄的身材,满头的银丝,神色里充满慈祥和仁爱,说话的声音很小,也很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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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文: 和我崇拜的人生活一天(之一) “怎么,对我的房间的摆设很感兴趣?”我循声望去,轮椅上坐着一位瘦瘦的老人,双手看上去很不自然,却很结实。他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眼神让我感到很温暖,他真的就在我面前!我却突然不知所措了。“教授您好,……我是……”“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这次我才看清楚,他没有说话,不,他是在用心来说话。 他带我去参观他的家,或者说是他的办公室。房子并不是很大,却很整洁、实用。屋后还有一个小花园,他告诉我,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了,每每遇上倾心事,他便来到这个小花园里散散心。我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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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些人相见次数并不多,但他的一些话也许会令人铭记一辈子,陈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长者.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陈原先生应聘担任《译林》杂志的编委,我就是由此结识他的.1980年春,《译林》创刊后觉得已聘的编委多是翻译界的,希望增聘几位出版界专家.当时江苏省出版局副局长鲁光向我推荐刚与她一齐出访英国的陈原.我虽早知陈原的大名,但那时《译林》因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刚刚无辜地被人向高层领导"告了一状",因而正面临很大的压力,我担心请陈原当编委恐有难度,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商务印书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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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讲两点感想。首先是传媒如何为公众利益说话。我是第二次见到《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张洁。我两个礼拜之前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心情不太好,比较郁闷,因为他们拍的河南瓦斯爆炸的节目没能播出,所以他觉得有一种很沮丧很悲哀的感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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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23日,陈原先生突然病倒了,病倒在他精心筹备的编辑工作会议上。我国现代出版的这位开拓者、思想者、跋涉者,学者型的编辑家、出版家真正“离休”了。从那一天起,他羁卧病榻,只能默默关注自己所钟爱的事业,直到2004年10月26日去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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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晨,得知陈明同志因脑溢血猝然病逝。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对我简直是一声轰鸣,脑子好像散了,久久不知所措。不久前,他还来我处,专门谈记协办报的事,热情奔放,信心十足。我知道他有高血压,过去工作中他有不舒服,我就要他马上休息。这次见面,我问他身体怎样,他说:“不要紧,病来了休息两天就过去了。”看他脸上的气色和结实的身板,我以为他的病减轻了,满想他还能为记协再出大力,可他突然一去不返了,悲夫! 听他的孩子讲,他离休后,整理了自己过去写的东西,要出一本书。他的遗体火化后,孩子送来了他的书稿,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看见那熟悉的字迹,好像他又和我交谈起来。回想起来,我们是在延安认识的,在一起工作是从60年代开始的。我们一起在《陕西日报》社上夜班,朝夕相处,了解得更深了。他的最大特点是办事小心谨慎,正因为如此,有人说他保守。而实际上他是办事前考虑多,有时考虑得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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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盛夏,我从宝鸡回陕西日报社。一天天黑,我看见王安民和爱人在院子乘凉,他在一架竹躺椅上仰躺着,爱人手单拿着把竹扇,陪着王安民说话。我亲热地唤了声:“民兄!”他抓住我伸出的手,握得很紧。我问他:“最近身体好吗?”他苦笑了一下,说:“腰疼,没上班。”见到老友,他很高兴,黑亮的眼睛望着我。看得出他病得很寂寞,很心急。听有的同志对我说,报社为照顾他的身体,让他一天只上半天班。我知道他的秉性,勤于工作,认真负责。他的字写得很好。他编的稿件,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清抄的,标点符号都标得很准。他的字写得很小,很是匀溜,看他的稿子,那真是一种书法艺术的享受。他的书籍也多,特別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著作,比我们的一批年轻编辑记者多。我对医学是外行,听他简单说了病痛,我也分析不出个子卯。我说:“你甭急,好好看病。”正说话间,由报社刚调到省教育厅工作的杨建国同志也来了。王安民和杨建国是好友,亦是同学,两人玩笑了一阵儿“野话”,我同杨建国便和他告別了。临走,他又一次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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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四月初,我刚由部队转业到黑龙江省图书馆工作的第一天,头一个见到的就是刘惠之同志。不等文化局陪我去的同志介绍,他就高兴地冲着我说:“老战友来啦,我们今后在一起工作,多好啊!”我很受感动,觉得他仍然是十六年以前我们初次认识的那样开朗、爽直、热情、亲切;不象经过那场反右斗争暴风雨摧残过的人,猛然见到分别多年的老相识时,不免会流露出某种难以言状的凄怆之情。倒是我自己有点尴尬,只紧握他的手,微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