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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布达佩斯,我常被当做印第安人或秘鲁人,一是因为我留了一头长发且皮肤棕暗,二是因为在当地有一支打游击的秘鲁乐队,他们总身穿印第安土著的服饰,在街头又吹又唱并像跳大绳似的蹦跳。有一次我去国王大街的药店买药,一位中年女药剂师上下左右地打量我一番,然后问我：“您是唱歌的吧？”我怔了一下,不知这话从何说起,虽然我出国前在音乐学院读过书,但也没唱过歌,即使唱过她也不可能知道啊!我纳闷地反问：“怎么呢？”对方满脸堆笑地告我：“我女儿喜欢听你们演唱,还买过一张CD呢!”我突然明白,她把我当成了街头艺人,但既不愿意被人误认,也不想说“不是”扫她的兴,于是客观地回了一句：“我是中国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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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全国范围“扫黄”运动,轰轰烈烈,仗着领导的决心和群众的协力,弄得“黄”书已无可潜藏。但也有新的动向,它不敢明目张胆地暴露在书铺地摊上,还可能潜藏在某个暗角或旮旯里,不敢白昼露面,还可以黑夜现形。再说,凡事都是人做出来的,分什么人、分什么事,只要有人的地方这种现象就消灭不净。再深说一点,国内尽管绝迹,国外还可以源源内输,因为它的大本营不在中国。所以用“校书如扫落叶”这句古话作比喻是最确切不过的。当然,各层领导不会不看到和想到这一点,希望能把这个决心长久坚持下去,如对过街老鼠那样,人人喊打。不过又要重复上面那句话,凡事都是人做的,人能做,也能不做,不靠政策和法律,又谁能约束谁呢?我们搞书本的人深深懂得校书的甘苦,不惮辛苦校了再校,甚至三、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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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有人把出版称为“茅屋产业”。当然这个人不是中国人，他是Bookscan美国公司总经理JimKing先生。
他说：“我们把出版业叫做‘茅屋产业’，是因为写书太容易了，只要有台电脑坐在家里就可以写书，只要付钱找人把这本书打印出来，然后找个印刷厂把书印出来就可以了。所以理论上讲作者自己可以出版，而且做起来一点都不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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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杂志的编辑曾在电话中半开玩笑地问我：“你怎么专写敏感的题材？”我回敬他一句：“我如果不敏感怎么当记者？”他马上举手投降：“那是,那是。”我其实知道,他的本意不是说不要写敏感的题材,而是要把握在一定的“度’上,太敏感了不好办。怎么就说中国人活得太累呢？（是心理上太累）干什么事都是“既要”“又不要”。否则,就说你偏激。这个“度”,或许就是中国的老祖宗所发明的“中庸”。自然,这里面或许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咱们且不去研究。我所着急的是,这个“中庸”为什么会把中国人整得于什么事情都是不前不后,不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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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出头,不高微胖,怎么看都像一位庄稼汉的他,却是一位远近有名的“笔杆子”。打开他珍藏的剪报本就会清楚地看到,里面既有５０００字的工作通讯,又有二三百字的“豆腐块”、“萝卜条”;既有发表在报纸上的消息、通讯、言论又有发表在刊物上的杂谈、侧记。这个新闻战线上的多面手,就是沈阳军区二０六医院政治处宣传干事石权山。俗话说：“蚕只有吃饱了桑叶,方能吐出闪光的丝来。”一个报道员只有掌握了丰富的新闻写作知识,才能写出好的作品。１９８９年,从小喜欢写作的石权山,凭着在家时发表过的几篇散文,新兵刚下连就被政治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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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当中，有一“快”一“慢”，“快”的是倪萍，“慢”的是赵忠祥。有时把他们两人作一比较，笔者就想，他们两人的语速如果能“中和”一下，那该有多好啊！倪萍“快”是因为她主持“综艺大观”，节奏本来就“快”。可是，看多了“人与自然”这个节目，总让人觉得赵忠祥的主持节奏太慢了，让观众们等得有些心急。赵忠祥在“动物世界”节目中的解说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那亲切的语气和圆润的腔调，使观众们感到好像有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在给自己讲故事迄今为止，有许多解说员竭力模仿他的腔调，仍然无人可及。赵忠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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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末清初,在天主教的活动中,起着很大作用的乃是上海人徐光启(1562～1633)。他位至内阁大学士,翻译和介绍了西洋科学书籍,是有名的“实学者”。同时,他也是“明末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是受到耶稣会士高度评价的伟大的天主教徒[1]。至今为止关于徐光启的研究可分为二方面:一方面作为实学者(科学者)得到了高度评价;另一方面是研究和评价了他的天主教徒之事迹。在这些研究中,作为当时的天主教徒,尽管他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关于他对“天主教理解”则作了如下的评价:“徐光启的根本思想包含了中华思想,所以不能完全说是天主教民[2]。”…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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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事业,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以后,形成以雕版印刷术为主流的模式。经过长时期的应用普及,逐渐形成坊刻本、官刻本、家刻本三足鼎立之势,一直持续到清末。有清一代,民间书坊经营时间延续最久,刻书数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要数继常熟毛晋汲古阁而起的席氏扫叶山房。因此,孙毓修（1871-1922年）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中说：“清时书坊刻书之多,莫如苏州席氏扫叶山房”,“贩夫盈门,席氏之书不胫而走天下。”谷林（1919-2009年）、汪曾祺（1920-1997年）都曾在文章中赞扬扫叶山房所刻书的贡献,并表示期待,有人能从中国出版史的角度调查扫叶山房的始末,写成一篇报告,记录下其“嘉惠士林”的贡献。如今,复旦大学博士杨丽莹这部拓荒性的《扫叶山房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的问世,终于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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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伦敦……。”爱德华·罗斯科·默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战地记者。在当代新闻传播史、二次世界大战史、甚至当代史中,人们都可以找到这个看来似乎不可能留下的名字。作为一个广播记者,他虽然仅留下声音与那声音带给人们的场景和震撼,而很少有文字遗存。然而爱德华·默罗的名字却同他的声音一样,吸引了千百万人。有位美国历史学家在他的美国当代史中单独为默罗立传。他这样描述: “有时候,如果风向对头,而伦敦之夜又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你就几乎可以听到高射炮吼鸣、德国机群在头上隆隆而过,而下面则哗乱一片。你略为想象一下,就似乎看到探照灯突然射向天空。这个时候,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