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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王子今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1998,19(5):10-14
巫蛊,是以民间礼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于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上层社会生活,汉武帝时巫风大盛,“巫蛊之祸”亦是发生于汉武帝统治晚期的一场政治风暴。研究“巫蛊之祸”,对于认识社会史,文化史之间的关系,是有其启示意义的。 相似文献
2.
辛德勇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
在西汉时期所谓巫蛊之祸这一事变当中,汉武帝太子刘据,因巫蛊事发而不得不发兵反叛,最终兵败自杀。后世学者,论及此事,多谓此事纯粹出于江充陷害,太子据并未行用巫蛊。前此我撰著《制造汉武帝》,提到太子据应是确实施行了这一巫术,很多读者以为拙说不能成立。本文就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阐述我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以供认真关心这一事件的学者或历史爱好者参考。文章首先指出,在西汉时期,只要不以天子为祝诅对象,巫蛊并不违法;《汉书》客观记载了从太子据宫中掘得桐木偶人这一基本事实;所谓江充之奸,不过充分利用了汉武帝因求长生而无法容忍他人对其施行巫蛊的心理,从而达到清除太子据的目的,而汉武帝后来对这一事件的“感悟”,不过是意识到他自己流露出来的更换太子的意图,是促成巫蛊之变的重要原因。然而,不仅汉武帝,甚至直至汉宣帝时期的西汉朝廷,一直认定太子据犯有对天子行用巫蛊的罪过。 相似文献
3.
李仁守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
（名作欣赏）1994年第6期刊登（祸莫大于不自知）一文，对（史记）中著名人物项羽、韩信、窦婴等的悲剧表示了由衷的同情，深得司马迁写作的用心。至于说这几个人物的通祸，是由于他们“不自知”，这就同司马迁的看法不一致了。司马迁说：“魏其（候）（窦婴）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他指出窦婴的得祸，是由于“不知时变”，确实如此，这个“时变”的内容是怎样呢？第一，靠山变了。窦婴是汉武帝祖母窦太后堂兄的儿子，是汉武帝的表叔。窦太后死去，他便失去了靠山。田蚣是汉武帝母亲王太后的同母弟，是武帝的… 相似文献
4.
党艺峰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10):42-46
《报任安书》提供了三个不同的时间概念：“曩”“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和“今”,而由三个概念的不同时性可以确定《报任安书》写于征和二年（前91）的年尾。“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是司马迁处理《史记》稿本的确切说明,意思就是正本藏于嫁给杨敞的女儿家里,而副本留在长安。汉武帝在“巫蛊之祸”中不断把施行“巫蛊”的人和“谋入匈奴”的罪名联系在一起,终于导致“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其标志是征和四年（前89）六月车千秋任丞相后亲自参与“掘蛊兰台”。“掘蛊兰台”导致太常、大鸿胪和御史大夫或自杀,或被杀,其属官也被牵连,直到后元元年（前88）六月结束。司马迁就是在这一年之中卷入“巫蛊之祸”再次下狱死。 相似文献
5.
论汉武政治的开放并非“独尊儒术”的产物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赵沛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1(4):132-135
武帝时期，随着军功集团退出历史舞台，汉武帝一方面着手对汉初统治思想进行调整，实行“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和“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另一方面，为弥补军功集团衰落后留下的政治空间，汉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向社会广招人才，一时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使汉武政治呈现出显著的开放特性。一直以来，学界都将武帝时期的这种政治的开放特性，归结为实行“独尊儒术”的结果，事实上，汉武帝独尊儒学，实际上是独尊《公羊》学，公羊学属齐学。齐学的权变特征，与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个性是十分合拍的。汉武用人，绝非“独用儒生”，所谓“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是汉代所崇尚的“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术在取士制度上的反映，并不能因此将武帝政治的开放理解成“独尊儒术”的产物。充其量可以说，“独尊儒术”开武帝政治开放之一途。武帝政治开放归根到底是将政治从汉初军功集团的独霸状态中开放出来，但又并非向全社会的开放，而只是将政治的军功集团独占向皇帝个人专断的让渡。 相似文献
6.
赵海龙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10):58-60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末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汉武帝在卫太子举兵反叛之前并未有诛杀太子之意,直至太子起兵反叛,武帝才下令诛杀,并由此引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持续动荡。汉朝盛世局面一去不复返,由此开始了休养生息的政局。 相似文献
7.
陈曦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9(6):773-778
面对巫蛊之祸所上演的父子交兵、骨肉相残的惨剧，司马迁会为戾太子的无辜罹难而感慨叹息，也会为好友任安、田仁的悲剧而心伤神摧，但若说戾太子之死使他深感拨乱反正无望，便通过《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宣战而慷慨赴死，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实际的。对巫蛊一案史实的全面把握，对司马迁与戾太子之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报任安书》的认真解读，是认识司马迁卒年问题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袁传璋先生所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所谓司马迁暴卒于征和二年季冬，卖属臆测而不能成立。 相似文献
8.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本文从汉武帝器重司马迁、司马迁“举李陵”、司马迁犯“诬罔”罪及“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人生道路的影响整个过程,来探讨这一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 相似文献
9.
陈金花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26(3):3-7
汉武帝和陈皇后、卫皇后、李夫人以及钩弋夫人都有过缠绵的感情,可是都以悲剧告终。陈皇后先是失宠,继而被废,郁郁而终;卫皇后因巫蛊事件被废,自杀;李夫人因病早逝,让武帝思念不已;钩弋夫人因为可能危及皇权而被武帝处死。帝王和后妃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和功利性、政治问题以及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他们感情上的结局,因此,汉武帝和后妃的情感故事堪称是一曲哀婉的悲歌。 相似文献
10.
梁建邦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1995,(3)
司马迁与李陵“素非相善”，为开扩武帝胸怀而言及李陵事件，并没有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责，他是因“诬上”而被处刑的。李陵之祸后，他又遭受了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责的冤枉。我们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司马迁讨个公道。 相似文献
11.
王正权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2,18(6)
宫刑是汉朝承袭秦朝旧制，除大辟（死刑）之外，最惨无人道、侮辱人格的刑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最下腐刑，极矣！”腐刑即宫刑（一种破坏男子或女子生殖的刑罚）。司马迁遭受宫刑是因“李陵之祸”引起的。天汉二年五月（公元前９９）五月，汉武帝令李陵、李广利率骑兵出击匈奴，结果李陵深陷重围，兵败投降。汉武帝召问群臣，司马迁委婉地陈述了看法：李陵投降很可能是权宜之计，即便是真降，也是出于不得已。他的观点使汉武帝大为不悦。其实，汉武帝对司马迁欲加之罪已非一日，“李陵之祸”只不过是促使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而已… 相似文献
12.
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许结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5(4):128-134
司马相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宫廷文学侍从,他的宫廷赋创作三次“惊”动汉武帝,既成就了他与武帝一生的文缘,也奠定了其在赋史上的“赋圣”地位。相如献给武帝的“天子游猎之赋”,形象地表现了汉武帝时期文化的形成,他的创作既是汉帝国文化制度统一进程的产物,又引领了汉赋由蕞尔小邦而蔚然大国的新时代。但由于汉代赋家的生存地位与创作处境,相如始终只是皇帝身边的弄臣,其赋作的内在矛盾,同样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相似文献
13.
谈西汉“巫蛊之祸”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高宇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2)
汉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发生一起震骇全国的大冤狱。这起冤狱共持续了两年的时间,从京师、三辅到郡国,株连所及,上至王储、公主,下至兵丁、百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汉书·江充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巫蛊之祸”。所谓“巫蛊”,其实是汉代流行的一种诅咒人的巫术,它采用的方法,是取桐术制成偶人,埋在地下,女巫声称,只要用这种偶人对谁进行诅咒,谁就得死于非命。这种在今天看来纯属荒诞不经的鬼把戏,何以能在当时“演绎”成一场刀光剑影、人头落地、充满血腥气味的轩然大波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相似文献
14.
赵云德 《中学课程辅导(初二版)》2006,(8):11-11
成语出自《史记·汲郑列传》。汲黯是西汉武帝时代人,以刚直正义、敢讲真话而受人尊重。他为人和做官都不拘小节,讲求实效。虽然表面上不那么轰轰烈烈,却能把一个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朝廷把他从东海太守调到朝廷当主爵都尉——一种主管地方官吏任免的官职。有一次,汉武帝说要实行儒家的仁义之政,为老百姓办好事。没等皇帝把话说完,汲黯就说:“陛下内心里那么贪婪多欲,表面上却要装得实行仁政,这是何苦呢?”一句话把皇帝噎了回去。汉武帝登时脸色大变,宣布罢朝,满朝文武都为汲黯捏着一把汗,担心他会因此招来大祸。武帝回到宫里以后,对身边… 相似文献
15.
陈曦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9(6)
面对巫蛊之祸所上演的父子交兵、骨肉相残的惨剧,司马迁会为戾太子的无辜罹难而感慨叹息,也会为好友任安、田仁的悲剧而心伤神摧,但若说戾太子之死使他深感拨乱反正无望,便通过《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宣战而慷慨赴死,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实际的。对巫蛊一案史实的全面把握,对司马迁与戾太子之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报任安书》的认真解读,是认识司马迁卒年问题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袁传璋先生所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所谓司马迁暴卒于征和二年季冬,实属臆测而不能成立。 相似文献
16.
王云度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2)
汉武帝刘彻是汉代在位时间最长(前140～87年)、最有才干、最有作为的一个皇帝,也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封建帝王之一。对他的评论历来众说纷纭。古人对汉武帝的评价可归纳为四种类型。(一) 否定。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虽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但在《史记》其他有关各篇中对武帝的所作所为则是完全否定的。《封禅书》中说:“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披露了汉武帝大量的迷信鬼神的举动。《匈奴列传》中说:“今帝即位,……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后来是由于武帝“择任将相”不当,才导至与匈奴关 相似文献
17.
赵雷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3):66-69,78
汉武帝一生好仙,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背后都有他求仙的动机。张骞通西域除地缘政治、军事目的外,也有武帝求仙的考虑。武帝好仙既受神仙信仰弥漫的时代风气影响,亦是武帝本人企望长生不老的私欲使然。好仙使武帝在治国战略上轻重失序,到晚年方始悔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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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般认为巫蛊之乱是汉武帝对太子有所不满甚至是为了易储而有意策划的.文章通过对巫蛊案的分析,重新审视了汉武帝与太子的父子关系,认为汉武帝对太子一直信任有加、着意栽培,从未想过要更换太子.巫蛊之乱是因为江充选择了有利时机,汉武帝与太子信息交流中断,江充党羽意外逃脱等三个偶然因素造成的悲剧. 相似文献
20.
阿其图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
“马邑之谋”是西汉时期汉匈关系由“和亲”转为“征战”的一个转折点。它是汉武帝精心谋划的欲以一役之功制服匈奴的重大战略性事件；此后汉武帝陆续西向开置郡国，亦是应征剿匈奴的战事需要而展开的；尤其是他所采用的以实力威服异族，开置郡国以“通西域，断匈奴右臂”，以及在暂不宜置郡的地方建属国以统领之等种种作法，对其后整个汉朝的西向方略都起到了定向和示范作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