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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证明标准做出了调整,将“排除合理怀疑”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我国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取得的巨大进步。排除合理怀疑的做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就存在,只是本次刑诉法修改才将其纳入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我国证明标准下的“排除合理怀疑”应该有不同于英美的中国式解读,对于其在我国适用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应在我国法律框架下提出解决方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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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对刑事证明标准有争论,基本上可分为“法律真实说”和“客观真实说”。本文在分析“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理论依据及其利弊的基础上,提出了“实在且正当的主观真实说”,认为有罪判决标准居于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最上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是司法证明中具有可操作性的最高标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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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8(11):30-34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公安司法机关作出有罪认定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与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标准,是一个标准的两种表述。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客观事实标准存在忽视甚至否认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缺乏可操作性等弊端。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体现诉讼的阶段性,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不同的证明主体采取不同的证明要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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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之异同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李忠民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7(5):56-58
在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上,英美法系国家将其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而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内心确信”。两在内质上具有同一性,但也有细微差别。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更为推崇“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而“内心确信”的主张日渐式微。 相似文献
5.
赵恒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11):50-55
量刑与定罪有着不同的司法功能,在量刑阶段,寻求设计与之相适应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证据规则等制度内容,是我国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化司法改革大背景下,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基本要求、扩宽当事人参与法庭调查与辩论范围、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等内容,可以得出：在量刑阶段建立相对独立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制度,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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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华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9(3):17-19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立法关于证明标准之规定遇到了许多现实难题。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当与案件性质及对公民、法人权益影响的严重程度相适应。在行政诉讼中设立多元的证明标准体系,包括优势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和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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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在适用中存在着分歧,而且存在较多缺陷：标准过高,没有阶段性和层次性,容易产生漏罪漏犯;标准太笼统,易造成司法适用中的分歧、对立和不均衡。因此,必须坚持定罪标准与量刑标准分离的基本原则,并通过专门立法,从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等方面来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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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锴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3-45
根据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之一。而"排除合理怀疑"是源自英美法系中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那么我国的新刑诉法中"排除合理怀疑"与英美刑诉法中"排除合理怀疑"是否含义相同呢?对我国新刑诉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又该如何理解呢?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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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远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1(1)
国外立法和实践对死刑案件和非死刑案件所适用的证明标准或证明程序并不相同,有的是适用较普通刑事案件有罪判决更高的证明标准,有的虽适用相同的证明标准,但在适用的程序上有严格的限制。我国死刑案件并无单独的证明标准,且程序保障制度不完善,为体现对被告人生命权的尊重和保障,对其定罪与量刑应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分别为"排除合理怀疑的唯一性"和"确定无疑的唯一性",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确定为"可能成立",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确定为"确定无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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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定证明标准。随着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生效,"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得到了进一步细化,其中"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引入更是将刑事诉讼中应当秉持何种证明标准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风口浪尖。重新审视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中所采循之证明标准,"合理怀疑"问题首当其冲。 相似文献
11.
行政处罚证明标准初探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徐继敏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4(6):29-33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应以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这个标准与行政诉讼中坚持的法律真实标准相矛盾,加之行政程序中取证的困难性,行政处罚应采用以事实为根据和以证据为根据相结合的原则,采用排除滥用职权和排除合理怀疑相结合的证明标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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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中法院对事实问题进行审查,涉及司法审查的强度和证明标准的具体运用。目前严格的司法审查强度和不明确的证明标准严重影响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应根据行政行为的性质、行政程序控制程度以及判决的种类,确立严格、适度和微弱的多层次司法审查强度,运用与之相应的排除合理怀疑、清楚而具有说服力和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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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心证指导着事实裁判者对证据的取舍及对其证明力大小的判断,是事实认定的前提;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被认为是非涉案人在参审过程中对案件事实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传统的证据排除规则能够将不具备相关性与可采性的证据予以排除,但是在最后陪审团评议过程中,陪审员可以根据个人阅历、经验理性对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证据材料的证明力进行"自由"评价,合理怀疑规则也就成为了证据的排除规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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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艳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1,13(4)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施行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大进步,但新规定亦存在不足之处。论文从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等方面做了论述,以期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有所裨益。 相似文献
18.
叶蕾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1)
“客观真实论”作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其内涵是对犯罪事实的认识尺度和评价尺度,其背景是大陆法系“实体真实论”的继承和改造,其精神已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条文中得到了体现。文章指出,刑事证明标准应坚持“客观真实论”,有三方面的理由:“客观真实论”作为我国刑事证明的标准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刑事证明领域的具体应用,是刑事证明追求实体正义的必然选择,坚持“客观真实论”与当前刑事诉讼改革模式并不矛盾。文章同时批驳了用“相对真实论”取代“客观真实论”的观点,指出“相对真实论”是英美国家经验主义哲学的产物,其认识论的缺陷决定了它看不到相对真实与绝对真实辩证统一的一面,无法精确,不易于掌握,也难于达到提高效率的初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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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步林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8(5):92-96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分为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盖然性居上"标准和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在"盖然性"的总体要求下,两大法系在有代表性的立法例中,又都同时存在多元化的次级证明标准。其实,"盖然性居上"和"高度盖然性"两种标准并无本质上和程度上的差别。完整意义上的证明标准,包含了上限和底限两个限度。"盖然性"表明的法定上限,其作用是"排除所有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而"盖然性"达到"居上"的程度,则表明了法律对证据的证明程度的最低要求。我国目前亟待通过立法明确证明标准的限度,亦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划分次级证明标准,以适应种类繁杂的民事案件的审判需要,最终建立多元化的证明标准体系。此外,在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的心证度和自由裁量权对适用证明标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需要认识其存在的实用价值并防范其被不当滥用。作为可行的方式之一,可以利用并创新现有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业务指导方式,一方面发挥自由裁量对审判的积极能动作用,另一方面促使其运行于法律限度之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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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本文从认识论、价值取向与现实分析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进行论述,认为“客观真实”观存在诸多的不合理之处,而“法律真实”观既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又符合我国当前主流诉讼价值观的要求。因此应提倡以“法律真实”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