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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将生物圈保护区融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了一个模范的生物圈保护区体系，成为维护国家生态系统稳定、探索资源可持续利用、创新社会发展模式、繁荣地方经济及开展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的重要平台。德国的经验体现在：具有深厚的自然保护地建设历史积累；官方及民间深刻理解认识到“人与生物圈计划”（MAB）的理念及生物圈保护区价值，并重视相关传播普及工作；国家及地方从政治法律、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方面支持有力；充分体现生物圈保护区的示范价值；在生物圈保护区的申报和阶段性评估中有所创新。基于德国的经验，建议中国有关部门：提升MAB及其生物圈保护区的公众认知度；强化国家支持力度，推动生物圈保护区“中国模式”的打造；推动生物圈保护区被纳入新时期自然保护地法制化体系进程；制定申报和阶段性评估的国家标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打造不同国家间差异化的生物圈保护区发展模式，以有助于开创MAB发展新局面，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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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发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支撑公共外交、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中国智库应注重提高全球性议题设置和研究的能力，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质量，积极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和组织建设，创新国际传播技能和方法，主动开展智库外交，做好国际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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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人与生物圈计划"会议上,18个国家的23个新保护区被列入"人与生物圈计划"全球网络,萨尔瓦多、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各自拥有了自己的首批保护区。但是,德国的Bayerischer Wald保护区被除名,因为它不再符合1995年通过的标准。至此,"人与生物圈计划"网络将在105个国家拥有共计529个保护区。对科学家来说,生物圈保护区是绝好的科研试验室;对普通人来说,生物圈保护区则是绝美的旅游地,充满野性,天然去雕琢,提供了与普通的旅游地全然不同的另类体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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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德国研究技术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开展的生态学合作研究计划(Co－operative Ec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简称 CERP)的第一期工作,经过三年协同合作,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各项目标,已于1990年底结束。CERP计划不只在中国,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它是一次为改善全球环境而开展的,具有初始性意义的大型国际合作的实践,也是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迄今所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项多边合作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以下8个课题:海南岛霸王岭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研究;广东小良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恢复的研究;西双版纳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长白山生物圈保护区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建立与应用;巢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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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议题逐渐占据世界外交的中心视野，中国学者在政策导向下对其研究比例跃升。以CNKI数据库所收录2006—2021年有关“全球气候治理”主题的337篇CSSCI期刊文献为样本，借助CiteSpace软件为工具绘制知识图谱,直观分析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现状、热点及趋势。经分析，可知国内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在十九大之后出现爆发式增长；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期刊和机构组成了主体支持力量；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及原因、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转变以及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等是主要热点议题；“双碳”主题下的碳交易机制复杂化、数字碳中和以及新时代碳外交等子议题是未来发展趋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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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创新合作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议题。本文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40个主要国家2011-2015年的专利国际合作数据为分析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在国际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国际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地位稳步提升,已经居于网络的核心地位,并且处于结构洞的位置,但在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创新合作的开展方面仍然会受到来自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与欧美日创新合作的联系程度要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说明“欧美日”三角框架是中国全球创新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全球创新资源的布局也偏向于这三个区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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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发展历程及对中国的启示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国际河流的合作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推进周边外交的重要抓手,诸多学者都强调了中国应重视研究制定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水资源协同开发框架,建立健全跨地区水资源合作机制。但是,在如何设计流域组织的问题上中国缺乏相应的成熟经验。因此,中国在不断推进总结本国实践经验的同时,需要了解国际上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以及失败教训。基于此,本文以TFDD收录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数据库为研究对象,对其发展历史、现状等基本问题进行阐述。结果表明,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发展历史根据组织职能转变与治理机制完善两个角度大致可以划分为萌芽、雏形与完善3个阶段;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在组织职能、组织类别、结构特征、治理机制4个方面呈现差异化的表现。同时,本文对中国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参考国际经验,认为中国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设计和选择应基于国家战略规划并充分尊重东北、西北和西南片区的地区差异;同时健全中国流域组织日常管理与应急管理能力应从组织结构以及治理机制入手;但是建立健全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与中国国际河流流域合作开发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不仅要学习西方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建设的先进经验,也要注重吸取众多欠发达国家的失败经验,并探索能促进流域区域经济发展的治理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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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或参与国际科技组织事务,是各国介入全球科技治理、加强多边外交关系和经济合作关系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通过对全球100个主要国际科技组织的比较研究发现,西方国家在议程设置、关键岗位任职、吸引总部落地等方面仍表现出强势的话语能力和行动能力,国际科技组织的整体发展仍呈现出“以西方为中心”的现实图景。中国应在持续提升科技原始创新能力、主导设立国际科技组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以及加强国际科技组织人才培养等方面系统加强工作布局,更加深入、全面介入国际科技组织事务,拓展中国在科技外交领域的话语空间及行动能力,为推动中国进一步参与乃至引领全球科技发展治理提供必要的平台支持与机制保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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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国正式建立了第一批国家公园,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我国国家公园基本上在已有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上建立,仍存在治理模式单一、社区参与度较低、保护与发展矛盾较为突出等问题。“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第一个旗舰项目,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是该计划的重要实施平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可持续发展、管理治理模式探索、定期评估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有益经验。文章系统总结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理论和实践,并结合我国国家公园实际情况提出加强传统文化融合运用、提高社区参与、探索多元治理、推进可持续发展、规范综合评估等方面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管理提供参考与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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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适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发起50周年。我国于1973年加入这一全球性政府间大型科学计划,并于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近50年来,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理念与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的实践深度融合,对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助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即将召开和人与生物圈计划发起50周年之际,文章回顾了这一计划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结合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行业背景,以及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和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新需求,就工作高质量推进方向做了展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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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的重要渠道，新时期应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形成了“科学研究—人员交流—人才培养”的国际合作总体布局，合作总体布局不断完善，合作深度广度不断拓展，合作模式不断优化。新形势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要适应全球化趋势和科研范式转变，构建全球化创新网络，拓展国际发展空间，以及应对全球挑战和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因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模式与管理方式亟待创新。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科学基金都建立了多层次、多样化的国际合作资助体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系统优化、全面升级、梯次推进，加强顶层设计和能力建设，加强重大任务和平台资助布局，拓展国际合作渠道，实施精细化国际科技合作战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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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资源禀赋各异、气候多样,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走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是高质量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的客观需要,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所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已在低碳基础设施、清洁能源、气候灾害预警预报、低碳技术、气候金融等重点发展领域以共赢模式开展深入合作。文章通过借鉴发达国家气候国际合作有益经验,探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新路径,提出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战略和对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完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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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全球治理能力是新时期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战略举措。近年来,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结构趋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和制度发生巨大的调整和创新;另一方面,美国以知识产权问题作为借口制造中美经贸摩擦,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与治理体系,给我国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带来严峻挑战。目前,我国面临着全球知识产权规则博弈处于劣势,新兴领域知识产权支撑全球竞争作用有限,企业知识产权国际环境日趋严峻,以及政府海外知识产权服务能力仍需改善等诸多挑战。因此,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水平,要推动建立区域性知识产权合作组织,强化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与合作,积极融入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提升政府海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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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没有亘古不变的所谓"普世标准"或最佳模式。中国金融深度参与、协调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既是中国有所作为、谋求更好外部发展环境的客观需要,也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因时而变、寻求更优发展路径的必然趋势。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对外的发展理念、蒸蒸日上的中国金融,是处理当代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人类社会解决当前治理难题、应对21世纪各种挑战的关键。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