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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褚宏霞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2)
嘉道时期,汉学与宋学的对峙日益走向公开化,"汉宋之争"也随之达到高潮。在这场论辩中,学宗程朱的桐城派全面系统地批判汉学弊病,辩护宋学道统地位,维护程朱形象,并在论争高潮后立足宋学,从经世致用角度出发兼采汉学,逐渐改善了宋学处境,促使嘉道学术格局向有利于宋学的方向转变,为宋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石。 相似文献
2.
褚宏霞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6-11
嘉道时期,汉学与宋学的对峙日益走向公开化,"汉宋之争"也随之达到高潮。在这场论辩中,学宗程朱的桐城派全面系统地批判汉学弊病,辩护宋学道统地位,维护程朱形象,并在论争高潮后立足宋学,从经世致用角度出发兼采汉学,逐渐改善了宋学处境,促使嘉道学术格局向有利于宋学的方向转变,为宋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石。 相似文献
3.
胡晓彤 《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6,8(4):38-42
介绍了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从开始到终结经历的三个阶段：清初，汉学与宋学的初步分化；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汉学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道成以降，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汉宋之争趋于汉宋兼采。汉宋兼采虽为传统儒学注入新的活力，但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传统儒学因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而出现异端，汉宋之争随之结束。 相似文献
4.
李详“桐城派”批评是“宗派”之争、“骈散”之争、“汉宋”之争、“新旧”之争的合力效应。“派别”界说上,李详否认“桐城派”,有意误读其义界,忽略流派多元性,存门户之见;但他于“桐城”之外率先命名“湘乡派”,点明“桐城派”转型契机。“骈散”观念上,李详批评“桐城派”、批评林纾,有意张扬骈文地位,争夺话语权;但他指出“桐城”古文空疏之弊,理性评价“桐城先贤”与“桐城后学”,利于“桐城”古文近代转型。李详立于“汉学”阵营,批评遵奉“宋学”的“桐城派”,以宣扬“汉学”;新、旧文化冲突时,他自觉以“旧派”文人身份对抗“新文学”阵营,力图维护“旧文学”。梳理并反思李详“桐城派”批评,对深化李详研究、“桐城派”研究、骈文学研究、近现代文章学研究及文学批评史研究皆有助益。 相似文献
5.
陈寿祺是清代福建第一个汉学大家,颇有一时文名。作为嘉道之间的汉学者,他表现出某种过渡性。一方面坚守汉学方法,另一方面又注意到了时弊,并反思汉学弊端,再次重视理学修身的重要性,表现出很强的经世精神。他的文论也由早期纯粹的汉学之论转变为以“立诚”、“有用”为宗旨,体现出汉宋调和的特色,而区别于同时代的古文家。 相似文献
6.
武海军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1,13(4):21-26
汉宋之争与中西之争对清代散文选本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桐城派选本与非桐城派选本对汉学家、桐城三祖文章的评判各不相同,在选人定篇上颇有差异,即可见汉宋之争对散文选本的影响;中西之争一方面导致晚清《经世文编》系列选本的涌现,另一方面又促使一些选家通过编选散文选本来保存国粹,保存中华文明,以应对汹涌澎湃的西学浪潮。 相似文献
7.
潘务正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6(6):79-83
姚鼐和戴震之间的汉宋学术之争是姚鼐离开四库馆的主要因素。戴震其时正以考据功夫受器重,姚鼐虽亦重视汉学,但不能容忍他对朱熹的攻击。姚、戴之争时,姚鼐力单势弱,于是毅然辞馆。姚鼐辞馆反映了清代学术嬗变的重要轨迹。 相似文献
8.
当嘉道间,姚鼐之后,桐城派一方面需应对汉宋之争的压力,另一方面还要面对阳湖派的分歧以及仪征派的讨伐,加之常州地区素来就有学术传统,因此桐城派在江浙地区的生存与发展必然会遭受一定程度上挑战。吴德旋生于斯,长于斯,坚持授徒讲学,勇于突破传统,以桐城为宗,传桐城心法,成为该时期江浙地区桐城派传衍的中坚,其意义当自不待言。 相似文献
9.
张成权 《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7,24(6):8-13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相似文献
10.
汪孔丰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正>有清一代,经学复兴。在复兴进程中,汉、宋之争,激烈而复杂,成为清学演变的主线。受此学术风气的影响,作为清代第一大文派的桐城派,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并积极作出回应。这种应对与参与,形塑并彰显了桐城派的学术属性。乾嘉时期,汉学如丽日中天,然姚鼐迥异时流,创辟新说,肇开桐城派治学的新途径。他提出学问之事,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不可偏废。这种主张,固然是在折中汉、宋,但更重要的是,凸显了"文章"在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学问三端之说,实际上也是姚鼐治经说经的指导思想, 相似文献
11.
晚清时代的学术门户之见日益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学术自身发展而导致的,又加之内忧外患,统治者在学术上不得不主张"经世致用",这使得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不得不服从政治的需要而转向调和。作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在对清季教育改革的第一个时期就提出了"通经致用",为达此目的,他主张调和汉学与宋学之间的矛盾。 相似文献
12.
范丹凝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0(1):12-18
作为清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经学研究受到尊宋思想的影响,秉持"义理"之说与汉学"考据"对立。吴汝纶却独辟蹊径,提出"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此法源自桐城派的相关古文理论,将古文天然具有的"辞章之学"视作治经一途。通过分析经书文章的结构规律和修辞特点等文法要素,诠释经文和经义,为晚清的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并且改变了"辞章之学"在古文创作方面的单一运用方式,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经学研究方式,在古典学术领域与汉、宋二学分庭抗礼。 相似文献
13.
乾嘉时期，钱大昕对汉学、宋学和清代学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论。在治经的理念和方法上，钱大昕推崇汉学，以汉儒治经的方法为标准衡评后世学术，具有汉学家的立场，但同时又力戒今古文门户，尽量以持平之心审视学术发展。对于宋学，钱大听从工具和思想两个层面上进行了评论和驳难．剖析宋儒所倡导的“性”、“理”、“道”等范畴．给以新的解释，并以日常伦理来批评理学的思辨，有误读宋儒的地方。他总结出清学崇尚古学、实事求是、重视经史、经世致用的特点，同时又批评了清儒过分尊经泥古的弊病。 相似文献
14.
戴震集清代前期学术诸家之大成,不仅有淹博的经学素养,识断精审,不泥于古人成说、汉唐旧注,从经文原典求索圣人文意,而且,他治学能够博涉经史百家之学,兼采汉学训诂、宋学义理,并融汇训诂、义理于一体,贯穿他一生的学术生涯。本文通过类比、综合的论证方法,阐述了汉宋学术在戴震治学生涯中的影响。 相似文献
15.
杨天保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3(2):115-118
21世纪以来,国内研究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大体沿袭两大学术思路,一是“宋学”路数,占主流;一为“汉学”进程,是非主流。二者各具特色,互有得失,共同形成了又一研究高潮。但是,二者皆以残缺不全的对象“荆公新学”误读了历史真实的整体对象——“王学”。所以,刷新研究对象,重置“王学”的研究平台,堪为尽善尽美的出路。 相似文献
16.
唐代文人在接受汉乐府的方式上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借题仿作,二是借古辞、古事仿作,三是继承汉乐府的精神而创造出的新题乐府.这些诗作也从不同方面反映出了唐代文人在接受汉乐府时所表现出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兴趣倾向和审美标准等特点,从而构成了唐代乐府诗自身的特色,使唐乐府诗达到了一个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 相似文献
17.
王记录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4(1):138-142
作为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钱大昕对宋明理学的很多范畴都进行了分析,在“性即理”的问题上,钱大昕同意宋儒把理看成纯粹至善的道德标准,但不同意“天即理”之说。他反对把“理”玄学化,反对宋儒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探求“孝悌”。他把宋儒宇宙本体的“道”解释成孟子的道德伦理,并试图把宋儒所有的哲理思辨的思想都落实成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他对《宋史.道学传》枉自尊崇道学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从史书体例的角度揭示学术发展的脉络,主张在正史中以“儒学传”统领一切,反对在编纂学术史时有意轩轾,强分门户,掩盖学术发展的真实面目。尽管钱大昕对宋明理学的很多范畴提出质疑,但他对朱熹、王阳明正心诚意、主敬立诚的思想又十分推崇。 相似文献
18.
刘刚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10(3):29-33
汉人的宋玉事迹散记在叙事中反映了他们对宋玉的同情、肯定和理解,晋人的宋玉传记则直接表现了对宋玉的尊重和褒奖,这说明从两汉到魏晋世人对宋玉评价的逐渐提升,这种逐步走高的评价趋势促成了南北朝屈宋并提说的生成。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