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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发展需求与生态保护需求之间的冲突。本文基于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视角,对自然保护区利弊的农户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从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的角度来看,目前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野生动物致害较为严重,但生态旅游增加了农户收入。此外,农户比较认同自然保护区的生态防护、保护物种资源和生态旅游的功能,但是认为自然保护区政策中补偿金额较小。自然保护区补偿低、林地限制利用和林地面积小构成了社区居民参与保护区内林业经营的主要障碍。通过因子分析和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保护区对粮食种植、林业经营、劳动力转移、生态旅游收入、野生动物致害的影响,保护区的物种资源保护、生态旅游、生态防护等功能的实现,保护区政策实施中补偿金额小、补偿金发放不及时等问题,林农参与保护区森林经营中存在的补偿标准低缺乏动力、林地限制利用收益受损、面积太小收益低等障碍,以及性别和人均收入等,均对农户的自然保护区的综合影响认知具有显著性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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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生计之间的冲突不仅制约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也是推进保护区与社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巨大阻碍。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行为是造成保护区与社区冲突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移及保护区惠益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保护区周边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强度有所下降,且变化呈现显著的代际特征。因此,从代际差异视角分析农户自然资源利用行为的异质性并判断未来保护区与社区冲突趋势有重要价值。本文选取四川省、陕西省17个自然保护区周边943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对不同代际间农户自然资源利用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保护区周边农户在自然资源利用行为强度上总体呈现出“老一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代际递减特征,表明老一代与保护区的资源利用冲突最激烈。②非农就业占比对不同代际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行为均存在负向调节作用,非农就业占比越高,农户资源利用行为就越少,与保护区的冲突也越小。③不同代际农户获得的保护收益和承担的保护成本存在差异,新生代获得的收益最多,从而对自然资源利用相对最少,而老一代承担的保护成本最大,从而更倾向于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因此,本文从引导劳动力实现生计方式的非农转型、完善保护区相关补偿制度和开展各类社区发展项目3个角度提出建议,尝试为破解保护区与社区冲突难题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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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敦格日乐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8,(17)
文章根据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目前存在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依据保护区特殊地位、生态环境的特点和地理位置,分析了开展生态旅游的可行性,提出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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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保护区周边农户对生态保护收益和损失的感知有助于保护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利用在陕西、湖南和江西调研的922份有效农户数据,分析保护区周边农户对保护收益及损失的感知。研究结果表明： ①生态保护带来的最主要的收益因素为居住环境改善、生态旅游增加收入和当地知名度增加,野生动物致害是在三个研究区域均发生次数最多的损失因素;②多数的当地居民对保护持有积极的态度（65.5%）,农户在保护区获得收益与其保护态度呈正相关,从生态旅游、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多生态补偿中获益的农户,其保护态度更积极;而承受生态保护的损失则与其保护态度呈负相关,木材采伐受到限制和发生野生动物致害的农户,其保护态度更消极;③承受保护损失的农户,其家庭收入相对较低,而获得保护收益的农户,其家庭收入相对较高。得到更多就业机会以及从生态旅游获益的农户,其家庭收入较高;木材采伐受到限制和野生动物致害的农户,其家庭收入较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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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初探 总被引：22，自引：0，他引：22
自然保护区对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协调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决策者和社区公众共同关注的问题，构建适宜的生态补偿机制日益成为解决自然保护区所面临问题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以海南省为案例，从社区居民问卷分析和机构调查分析入手，分析自然保护区设立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讨论建立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途径、方法和实现机制。研究表明，保护区大部分农户对保护区的建立持赞同态度，这种态度受被调查者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影响。从总体上看，自然保护区设立对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保护区的建立限制了保护区大多数居民收入的增加，他们也没有因此得到应有的补偿。保护区管理机构和居民面临的共同问题是资金不足，由此带来保护区保护与周边社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表现为保护与社区经济收入的冲突、耕地面积减少与剩余劳动力增加的冲突。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发利用保护区资源，给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很大问题。研究探讨了在海南省自然保护区建立生态补偿的核心问题，包括补偿原则、补偿主－客体的确定、补偿标准制定、补偿手段和实现机制。确定了基于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和农民受偿意愿两个因素的补偿标准，明确了人类对保护区生态环境的行为方式和补偿金收取渠道、支出渠道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提出了构建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设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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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对自然资源经济依赖度研究——以佛坪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为例 总被引：4，自引：3，他引：1
随着秦岭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相继建立以及保护力度的加大,社区村民以采药、放牧、伐木等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受到制约,保护区与社区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以周边社区对保护区自然资源的经济依赖关系为对象,采取实证研究方法,总结与借鉴资源经济计量及评估的相关理论,在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依赖度"评估指标体系与计量模型.最后本文以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选取保护区周边5个行政镇(乡)24个行政村样本进行分析,通过层次分析法(AHP),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定量得出佛坪保护区周边社区自然资源的经济依赖度为56.9%。研究结果表明:秦岭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对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依赖意识很强,已经影响了自然保护区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降低社区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依赖意识,才能实现社区和保护区的双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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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保护感知视角的保护区农户保护态度与行为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其保护态度和生态保护行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至关重要,同时也关系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中国7省40个保护区周边社区的调研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从农户保护感知视角出发,检验其对保护态度和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同时验证保护工作感知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保护成本感知对保护态度有负向显著影响,对生态保护行为无显著影响;保护工作感知和收益感知对保护态度和生态保护行为均有正向显著影响。保护成本感知对工作感知产生负向影响但不显著;而保护收益感知对工作感知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反映出其不仅能直接正向影响保护态度和生态保护行为,还能通过保护工作感知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印证了工作感知的中介效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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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和谐发展模式探讨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自然保护区的资源保护应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开发与利用,才能符合保护的要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体现出自然保护区的职能。本文在对中国湖北、湖南、四川、海南、贵州等省自然保护区资源保护和周边社区经济发展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国内外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发展当地社区经济的经验,分析了中国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保护与社区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出中国未来自然资源保护与社区和谐发展的方向和对策是：开展保护区和社区的共同管理公平分享所得利益,实现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和社区可持续和谐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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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对自然资源经济依赖度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随着秦岭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相继建立以及保护力度的加大,社区村民以采药、放牧、伐木等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受到制约,保护区与社区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以周边社区对保护区自然资源的经济依赖关系为对象,采取实证研究方法,总结与借鉴资源经济计量及评估的相关理论,在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依赖度”评估指标体系与计量模型.最后本文以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选取保护区周边5个行政镇（乡）24个行政村样本进行分析,通过层次分析法（AHP）,利用实地调查数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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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阶段中国减贫战略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的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作为巩固搬迁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其对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亟待研究。本文将风险和社会排斥同时引入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后续扶持政策→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分析框架,并采用形成型结构方程模型对安康市、商洛市和渭南市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总体而言,包括产业、就业、公共服务等在内的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有效降低了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0.181）。其中,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可以直接降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0.097）,也可以有效改善搬迁农户生计策略进而间接缓解其多维相对贫困（-0.084）。②风险（0.150）和社会排斥（0.088）均会直接导致搬迁农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当搬迁农户面临社会排斥和遭遇风险冲击时,就会出现就业困难、收入降低、社会融入困难等状态,从而陷入多维相对贫困。③搬迁后续扶持政策通过改善农户生计策略进而缓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减贫路径会受到社会排斥和风险的制约。其中,在政府通过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改善农户生计策略的过程中,社会排斥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0.160）;在搬迁农户通过生计策略转型缓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过程中,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0.096）。未来仍需要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顶层设计,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对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靶向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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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带村扶贫模式下农户参与旅游的经济效率——以秦巴山区旅游扶贫重点村为例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旅游扶贫是带动中国贫困地区脱贫的有效途径,景区带村是一种重要的扶贫模式,景区带动周边农户参与旅游的经济效率高低直接影响到贫困地区脱贫的效果。本文以秦巴山区3A及以上景区周边的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模型,分析了景区带村扶贫模式下农户参与旅游的经济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秦巴山区景区周边农户参与旅游的综合经济效率偏低,但高于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且98.3%的农户主要是受规模效率的制约;②农户旅游经营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增加旅游经营的要素投入是提高规模效率的主要途径;③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对旅游经济效率的影响最显著,其次为个人特征变量,社区特征变量影响不显著。据此,本文针对提高农户旅游经济效率给出具体建议：延伸“景区带村”的旅游产业链条,扩大投入规模达到最优要素组合;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技术管理水平;坚持农户分化为导向,推动专业化社区参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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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理环境下农户致贫因素的多尺度探索,对揭示乡村贫困成因规律、提升减贫成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分层线性模型和多维贫困数据,从户-村-县三级尺度研究了河南省及其平原、丘陵、山地3种地理环境下农户致贫因素的尺度差异及机理比较。结果表明：①河南省农户致贫因素存在显著的尺度差异特征,农户尺度总体上解释了82.0%的农户致贫方差变异,村和县尺度分别为10.6%和7.4%。平原、丘陵、山地地区农户尺度的致贫方差变异占比分别为85.4%、89.7%和74.7%,村域尺度分别为14.6%、10.3%和25.3%,表明不同地理环境下农户的主要致贫因素均聚集在农户尺度,村级尺度对农户致贫也有一定的作用,而县级尺度因素影响相对较小。②不同地理环境下的农户致贫因素显著不同。未成年抚养负担、种植业收入占比高和转移性收入依赖是贫困农户的主要致贫因素,其中平原地区的直接致贫因素是较高医疗支出及未成年人抚养负担,而种植业收入依赖是丘陵和山地地区的关键致贫因素。③县域地形地貌条件及涉农投资是农户致贫的宏观背景,传统农业种植收入依赖及较重的家庭负担是农户致贫的个体因素,村平均高程及人均耕地规模加剧了个体因素的致贫作用。区域减贫政策制定不但要强调县域尺度的区域差异性,更须重视农户及村域尺度的微观特征,发挥农户脱贫主体地位,完善农户需求导向的减贫政策体系,提升减贫政策实施成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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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对中国特殊类型地区贫困的影响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解决特殊类型地区贫困问题是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对全国贫困县的46 7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气象灾害对中国特殊类型地区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气象灾害对农户收入有明显负向影响,且对农业和非农业收入有双重抑制性,对贫困户的影响大于非贫困户。分析发现,农户的主要生计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对其抵御气象灾害风险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从政策上看,这意味着应通过免费农业技术和气象防范知识培训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强化农村人力资本,建立区域性减灾防范机制,为贫困农户提供气象灾害保险和气象信息支持,调整扶贫瞄准机制和精准帮扶政策,调整生态补偿标准,强化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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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都和苏州两个地区为实证,调查7个乡镇35个村的644户乡村家庭,采用典型相关模型分析生计禀赋对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的影响。研究表明：①成都受访农户的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有相对优势、生计资产高于苏州农户,但苏州农户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均较成都农户有优势。成都及苏州农户家庭的综合禀赋均与政策成效感知评价呈负相关关系,且苏州农户在政策满意度及政策激励其参与农田管护及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感知评价均高于成都农户;②从生计禀赋综合评价值看,非农经营户（0.3084）>兼业经营户（0.3013）>农业经营户（0.3008）,农业经营户的自然资本丰裕,非农经营户的金融资本较丰富。在补偿政策成效的评价值上,兼业经营户（0.1506）>非农经营户（0.1364）>农业经营户（0.1321）,且自然资本丰裕度正向提升非农及兼业农户的补偿政策满意度,人力资本负向影响农业经营户的农田管护激励性;③苏州农户感知政策效应的关键生计指标依次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则依次影响成都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及农业生产积极性。建议根据农户家庭的资源禀赋情况采取适宜措施,促进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效率改进及提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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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户主观福祉对于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是三农问题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以贫困山区湖南省湘西州7个县(市、区)的356个农户为样本,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影响农户主观福祉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自身特征、家庭特征、财富水平、生态系统、社会环境等因素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农户主观福祉。其中,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资源收入、政策满意度、邻居社会关系均对农户主观福祉积极影响最为显著;林地面积、家庭人口、家距城镇距离等因素对农户主观福祉有消极影响。同时研究还发现农户对资源就业供给功能、教育基础设施和交通的满意度对农户主观福祉影响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合理开发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和因地制宜制定扶贫政策等建议提高农户主观福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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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普惠金融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对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四川省成都市典型区域401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微观层面的农村家庭普惠金融指数,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探索了风险预期在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①普惠金融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普惠金融通过中介变量风险预期间接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风险预期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7%;③新生代农户和老一代农户家庭层面的普惠金融对其宅基地退出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两者之间未发现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本文认为,应基于家庭金融需求和供给双层面加大农村金融支持力度,提升农村普惠金融水平;引导农户形成合理的宅基地退出风险认知,并制定针对性的措施降低农户风险预期;加强政策引导,实现不同代际农户的金融知识共享,推动宅基地有序退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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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脆弱性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脆弱性评估为易地扶贫搬迁在生计层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本研究通过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运用生计脆弱性指数衡量农户的生计脆弱度,探讨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及其维度的差异,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估计农户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和生计脆弱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调查区域工程移民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分布不均,内部分化明显,生计脆弱度相对较高,而各种安置方式的农户群体之间均在生计上表现出一定的脆弱程度。高收入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为偏态分布,表现为相对低位均衡化。随着农户生计多样化程度的提升,从单一生计户到多种生计户,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均趋于升高,而两种生计户的生计脆弱度最低。风险冲击、信贷可能性和已搬迁时间以及家庭规模、家庭负担比、教育和对周围人信任度均是影响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因素。针对项目区搬迁农户生计脆弱性差异和重要影响因素,提出降解生计脆弱性的对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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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扶贫开发基础上的乡村旅游征地表现出规模小、强制性弱、兼具经营性和带动性的特点,这类征地是否会因此提高失地农户的福祉成为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需要从多维度对失地农户福祉进行分析。本文基于陕西安康、汉中、商洛、宝鸡4市9县22个旅游扶贫村调研获得的817份农户数据,首先采用熵值法对失地农户多维福祉进行测算,然后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测算乡村旅游征地对失地农户福祉的净效应。结果表明：①整体而言,乡村旅游征地实施后失地农户家庭总福祉及多维度福祉均有所提升,说明乡村旅游征地在创新安置补偿方式、推动失地农户生计转型、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未来乡村旅游经营效益的提升是失地农户福祉持续改善的保证;②从户主年龄和受教育水平来看,户主为老年人和户主低教育水平家庭遭受的失地冲击相对较为明显,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培训以及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对提升失地农户福祉具有重要作用;③从失地类型来看,虽然完全失地农户各维度福祉略高于部分失地农户,但仍需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征地对失地农户造成的冲击,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总体而言,乡村旅游征并没有对失地农户的多维福祉造成冲击,但后续仍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失地农户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征地带来的不利影响,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