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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资源既能产生生态效益,为整个社会提供生态福利,具有正外部性,同时也会因为不合理利用而损坏人类的福利,产生负外部效应。仅仅估算耕地的正外部性价值量,可能会高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额,不利于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本文以湖北省102个县(市、区)为例,分别测算了耕地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价值量,进而得出耕地的净外部性价值量;此外,通过测算各区域内部的外部性需求量得出耕地保护的外部性盈亏水平,并据此实施跨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均衡各区域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①湖北省大部分地区的耕地对外界环境均起到了正面影响,但省内耕地资源的净外部性水平差异明显;②扣除区域内部的外部性需求量,湖北省共有41个县(市、区)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有盈余,属于财政转移支付受偿区;同时,共有61个县(市、区)耕地资源的外部性处于亏损状态,属于财政转移支付支付区;③财政转移支付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各个县(市、区)的转移支付额占当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较低,约为0.007%~5.030%,均在政府可承受的范围内。研究成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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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为了让地方政府尽可能减少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资源矿产开发和工业发展,最大限度的保护生态环境,中央财政从2008年起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县(市、区)政府开展财政转移支付。为了评估中央财政给予地方的转移支付资金对各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及保护效果,环境保护部、财政部联合于2009年启动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专项工作。通过监测考核,提高了地方基层政府的生态安全意识,加强了生态考核县域的监测能力建设,建立了转移支付资金的绩效评估机制,为改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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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探讨 总被引：9，自引：3，他引：6
基于耕地保护的粮食安全目标与机会成本,分析补偿标准确定的依据,提出补偿标准及额度测算的技术思路与方法,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是补偿的最低价值标准;区域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等于耕地转为建设用地进行出让的纯收益;区域内农户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等于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扣除耕地粮食生产纯收益的余额;2008年,区域补偿平均价值标准为1.31万元/hm2,全国耕地赤字的省份17个,需要支付补偿金的额度共计为2567.67亿元人民币;江苏省65个县（市）中,耕地赤字的县（市）14个,需要支付补偿金的额度共计为157.01亿元;江苏省小张家村农户补偿标准为：水田0.72万元/hm2,旱地0.87万元/hm2。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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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基本问题分析及其政策路径 总被引：8，自引：0，他引：8
文章从耕地保护外部性出发,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界定分析。分析认为: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是耕地非农化的根本原因;耕地保护外部性类型划分、供体与受体界定,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体系和补偿机制构建的基础;耕地保护外部效益的内部化是解决目前耕地保护外部性问题的根本途径;耕地保护外部性的测度能够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确定提供依据;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弹性区间及其动态性反映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实施的渐进性。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①应尽快构建区内和区际补偿一体化的动态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和补偿体系;②进一步巩固和落实农户耕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地位和耕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③应将耕地外部效益统一纳入到耕地非农化成本核算体系;④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融资体系和法律保障体系;⑤提高公众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参与意识,加强耕地外部效益和补偿机制的科学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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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主产区外部性边界的选取影响着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及其区内区际外部性分割。本文基于外部性多层次边界视角,提出了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外部性多层次作用边界概念模型,构建了耕地保护外部性量化方法和模型。并在河南省粮食主产区黄淮海平原、南阳盆地和豫北豫西山前平原三大区域内选取周口市太康县、南阳市唐河县和焦作市温县3个典型粮食主产县作为实证区域,纳入相应市域和省域进行不同作用边界下的外部性量化和尺度效应分析。结果表明：①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外部性具有多层次作用边界特征,该边界可以是具有自然特征的边界线（如流域边界等）,也可以是具有社会经济特征的边界线（如行政区划界）;②不同尺度外部性作用边界下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外部性理论值和现实值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性,该差异性影响着单位面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高低和区域间财政转移支付力度;③应依据不同作用边界下耕地保护外部性时空差异性,建立基于上级政府调控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全国-省-市-县多层次一体化的动态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体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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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财政转移制度是解决耕地保护区域非均衡的重要工具,其通过管制弱化区域和管制强化区域之间的横向财政转移,使得不同区域均能享受到国土空间优化带来的福利提升,有助于耕地保护的实施。本文初步尝试将新增费缴纳、新增费分配过程有机结合,视为横向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即新增费由建设用地指标多的非农发展区流向耕地保护任务重的农地保护区,并考察这种以新增费为载体的跨区域财政转移制度的耕地保护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中国2005—2015年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和引入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新增费为载体的省际横向跨区域财政转移制度有助于调动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达到耕地保护的目的,但是其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进一步探讨新增费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新增费缴纳和新增费分配的耕地保护效应大小可知,相比于新增费分配,新增费缴纳的耕地保护效果更好。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完善以新增费为载体的省际横向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耕地资源保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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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会成本与Markov链的耕地保护补偿基金测算——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中国约束性的耕地保护制度安排并没能有效扭转耕地数量锐减的趋势,因而,近年来政府和学术界试图从依靠约束性制度向激励与约束并重转变展开探索,耕地保护补偿正是这一探索过程中的重要突破。本文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在利用RS和GIS技术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动态监测的基础上,应用Markov链预测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预测规划期重要时间节点2015年和2020年的耕地面积分别为516 301hm2和493 849hm2;并依据机会成本理论初步测算出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然后结合政府财政收支情况设置修正比例系数进行调整,调整后2010年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为6 510.33元/hm2,补偿基金规模为35.85亿元,占2010年徐州是财政总收入的8.7%;2015年和2020年的补偿标准分别为10 399.68元/hm2和14 181.53元/hm2,均在财政承受力预测的合理范围内。由此,本文提出了不同于已有文献的、与耕地数量变化调控相结合并考虑政府财政可承受力的耕地保护补偿基金标准及规模测算的思路与方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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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北省为例,通过对2008年和2007年有关数据的实证分析,探究现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和政策取向,认为对地方既得利益的考虑是影响河北省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在此基础上,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对人口密度低的地区、标准财政供养人口比例高的地区和民族自治县有所照顾,具有一定的均等化效应。但同时也对人均财政收入高的地区倾斜,存在非均等效应。整体呈现渐进性的改革特征,政策取向仍是维护地方既得利益,而不是均等化。由于过度地考虑既得利益,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努力产生了反向激励作用。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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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征地补偿标准偏低,随着我国大规模基础设施等公益性项目征地数量激增,探寻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对农民和项目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两个层面分析了现阶段公益性项目征地补偿依据,补偿费的内涵、构成及其测算方法。理论研究表明,现阶段公益性征地补偿应采用“适当补偿”原则,补偿费是指国家按照耕地原用途及农民实际价值损失支付给失地农民个人的合理费用,具体由耕地的经济价值和部分社会保障价值构成。个案研究表明,本文建立的补偿标准和方法是符合“适当补偿”原则的：首先高于现行征地补偿标准,符合农民的受偿意愿,更好地维护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其次仍兼顾了政府的实际财政支付能力、经济可行性;修正的土地还原率,更能体现耕地真实的经济价值;独立测算的社会保障价值超过总补偿费的一半,耕地的非生产性价值不容忽视。在本文研究基础上,最后给出了未来征地补偿改革的政策建议：严格界定公益性征地范围、逐步采用“公正补偿”原则取代“适当补偿”、以“公平市场价值”为补偿费测算的基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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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征地补偿标准偏低,随着我国大规模基础设施等公益性项目征地数量激增,探寻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对农民和项目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两个层面分析了现阶段公益性项目征地补偿依据,补偿费的内涵、构成及其测算方法。理论研究表明,现阶段公益性征地补偿应采用"适当补偿"原则,补偿费是指国家按照耕地原用途及农民实际价值损失支付给失地农民个人的合理费用,具体由耕地的经济价值和部分社会保障价值构成。个案研究表明,本文建立的补偿标准和方法是符合"适当补偿"原则的:首先高于现行征地补偿标准,符合农民的受偿意愿,更好地维护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其次仍兼顾了政府的实际财政支付能力、经济可行性;修正的土地还原率,更能体现耕地真实的经济价值;独立测算的社会保障价值超过总补偿费的一半,耕地的非生产性价值不容忽视。在本文研究基础上,最后给出了未来征地补偿改革的政策建议:严格界定公益性征地范围、逐步采用"公正补偿"原则取代"适当补偿"、以"公平市场价值"为补偿费测算的基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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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省耕地警戒值区域差异及指示功能研究 总被引：6，自引：1，他引：5
基于国家耕地警戒值，系统地研究大陆各省区的耕地警戒值及其指示作用，为国家耕地管理决策提供
参考。设计了区域人均耕地警戒值的算法，计算31个大陆省区的耕地警戒值、耕地压力指数、耕地盈余/赤字量，构
建利益驱动型的激励-约束耕保机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人均食物消费支出的省区差异时，甘肃的人均耕地警戒
值是湖南的7.78倍，北京的耕地压力是黑龙江的15.04倍，相反，在考虑人均食物消费支出的省区差异时分别为
5.31倍和37.77倍，耕地警戒值和耕地压力有省区差异。结论是：全国耕地管理划分为3个激励-约束级，北京、上
海、天津和广东4个省(市)为耕地管理的强力约束级，山西、浙江、福建、西藏、陕西、青海和辽宁7个省(区)为一般
约束级，其余20个省区为政策性激励级，国家应制定差异性的耕地管理激励-约束政策;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
建、广东、山西、陕西、西藏、青海和辽宁等11个省区，用于生产食物的耕地有不同程度的赤字，其他20个省区有耕
地盈余，提出构建国家粮食-生态安全金的省区差异性分担制度的政策性建议，以抑制耕地赤字省区的耕地继续减
少行为和激励耕地盈余省区的耕地保护行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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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土地财政问题引发的土地资源不合理利用已受到较多关注。探究央地政府间土地收入分配与耕地资源流失的相互作用机制,能为进一步完善土地财政政策提供决策建议。本文在梳理中国20世纪80年代起耕地占用税和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央地分成政策的基础上,利用协整检验、VEC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分析央地分成比例变化与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时间序列数据。结果表明,耕地占用税与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的央地分成比例在1987-1999年间变动频繁。耕地占用税及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分成变化与建设占用耕地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存在从分成变化到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变化的单向因果关系。这说明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增减是对央地分成变化的主动响应,而土地出让收入分配的调整受到了政府行为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土地出让相关收入分配比例的有效调节会对耕地资源的保护产生积极的作用,为遏制耕地资源非农化可针对不同类型土地收入制定适宜的分配主体和分配比例,避免多种土地出让收入征收的叠加失效和土地资源的浪费错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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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是威胁黄土高原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生态问题.为了水土保持的需要,自1979年以来,安塞县的坡耕地被逐渐退了下来,尤其是1999年以来,该区成为全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重点区域之一,受补贴政策的激励,坡耕地退耕的进度加快.如何实现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过程中,提高粮食生产力水平,保障粮食自给,是关系全县生态环境恢复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该文根据安塞县1979年～2000年的统计资料,采用耕地动态度、耕地粮食生产力相对指数和粮食自给能力相对指数这3个指标,定量分析了安塞县各乡镇在全县粮食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通过分析不同乡镇粮食单产变化、耕地动态度、耕地粮食生产力水平和粮食自给能力变化的特点,为合理制定县域不同水土保持分区内各乡镇退耕还林、还草进度,以及相应的以基本农田建设为主的综合措施的布局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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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质量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科学布设耕地质量监测样地是支撑实时掌握国家耕地质量的关键技术环节。当前对耕地质量监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级和县级尺度,缺乏省级尺度。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提出在省级标准样地基础上进行耕地监测样地数量和质量代表性两方面的优化,进而形成省级耕地质量监测布点的技术方法。本文运用最邻近点指数和面积代表性指数对标准样地的空间分布和数量进行分析和验证,结果表明,原144个标准样地在空间上呈均匀分布,但在数量上不能满足监测布样的要求;运用地统计学方法确定理论监测样地数量为194个;以“耕作制度二级区-土壤类型-地貌-土地利用现状”为基础,结合《中国土地资源图集》中的中国土地潜力分区图,将内蒙古划分为14个监测控制分区;依据“等别-监测分区”的控制顺序和优先选择标准样地的原则修正监测样地数量和确定其空间位置,最终确定省级监测样地数量为219个,其中标准样地124个,新增监测样地95个。依据本文提出的方法进行省级监测样地布设,一方面可以建立起省级尺度符合耕地质量空间变异特征的耕地质量监测布设样地体系,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国家和县级耕地质量监测工作之间的衔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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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汉台区1978年至2006年耕地数量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总被引：4，自引：1，他引：3
汉台区是陕西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典型示范区,近年来,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和建设占用耕地,汉台区耕地数量大量减少,耕地供需矛盾突出。本文利用1978年以来汉台区耕地长序列统计资料和近9年的土地详查与变更数据,研究汉台区土地利用现状及其结构变化、分析汉台区耕地数量变化的基本过程及空间差异、探讨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①1978年～2006年全区耕地共减少5600hm2,平均每年减少200hm2,人均耕地减少0.027hm2,耕地递减率曲线与人均耕地递减率曲线走势基本一致;②建设占用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和农业结构调整等直接影响因子在4种类型区影响耕地变化差异明显;总体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全区耕地减少的主导因素,经济发展较快的城镇,建设占用耕地较多;③耕地面积与社会经济发展各因素间的相关系数约低于累计耕地面积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全区耕地减少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时间上的错位性,即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于对耕地资源的占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