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背景对英语辅音音位习得的影响——以江苏吴方言为例     

方小兵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4,30(1):81-87

该文以江苏南部吴语区英语学习者为调查对象,研究了方言语音在英语辅音音位习得中的负迁移.被试分为初中组和大学组,初中组的样本通过对溧水县吴方言区初中生的整群抽样获得,大学组样本通过对南京晓庄学院吴方言区英语专业师范生的滚雪球抽样获得.通过朗读指定文本的方法获取语料,并对所获得的发音样本进行语音听辨,以发现学生方言母语语音迁移的表现,然后采用手工方法采集记录每一则语料的发音特征,并运用统计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学习者会习惯性地自动匹配方言音位与外语音位,方言语音迁移的区域化模式确实存在;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部分语音负迁移特征并没有随着学生年龄和英语学习时间的增长而逐渐消失,有的反而更加明显,方言认同因素可能在其中起主要作用.  相似文献   

从话语阐释到话语规划：语言政策研究的话语路径     

方小兵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49-59

从话语视角看，近70年来的语言政策研究可以分为4个阶段：话语阐释、话语批评、话语互动和话语规划。其中，话语阐释是一种实证性话语叙事，通过逻辑推理来解释政策现象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话语批评更多涉及语言意识形态、权力和不平等问题，认为语言政策并不中立，而是为了维护主流群体的利益，应该寻求针对语言权利的补偿措施；话语互动认为语言政策是“多声部”的，政策的制定、传播和实施都涉及话语协商和利益博弈，政策主体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援用”政策话语，导致语言政策的“再语境化”;话语规划认为“政策即话语”,语言政策进程就是塑造、指导和影响人们语言观念的话语操作进程，其核心问题是确定哪些语言问题应受社会关注，哪些语言理念应写入政策文本之中，哪些意识形态应作为社会共识而传播，哪些政策话语在本地化过程中落实为具体措施。美国“英语促进会”(ProEnglish)致力于推动官方英语立法，这一机构的语言政策包括5个相互关联的环节：注意、创制、传播、援用和反馈，形成一个完整的流程模式，呈现出明显的话语规划特征。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