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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创立之初,通过"以民定俗"确定了自己的学科独立性,在向日常生活研究转型的过程中,"以俗定民"成为主流,皇帝是不是民众有过很多讨论。而在中国有皇帝的时代,风俗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建立群体认同,即"以俗定民",这在中国古代有非常悠久的传统。熟知这一传统的乾隆皇帝公开书写和传承风俗,可以被视为建构群体认同的举动。44通北京内城乾隆帝御制碑,表明乾隆帝非常熟悉北京风俗,既熟悉它的当下,也与它的历史息息相通。他不仅是北京传说的搜集者与传播者,也是庙会节庆的创造者和支持者。他以碑刻这种方式公开书写并传承北京风俗,事实上创造了一种"北京人"的群体概念,以模糊阶级与族群差异。在乾隆皇帝这里,"北京之民"与"北京之城"是一体的。依赖于地方性空间的"风俗"而不是附着于族群的"族群性",才是构建身份认同的首要标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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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在介绍法国民俗学界与政府管理框架内的"民俗遗产"(Patrimoine ethnologique)概念,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产生于二战后法国民俗学与人类学大转型的历史背景,最终成为影响政府工作与公共政策的社会行动概念。1980年,法国文化部遗产局下成立了民俗遗产代表处,旨在保护和传承所有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的民俗事象。2003年,法国加入了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文化与交流部进行了一次内部重组,民俗遗产代表处改名为民俗代表处,并与其他职能部门一道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工作,并在这一工作中居于核心位置,承担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推广与具体实施,也资助大量法国民俗学的学术项目。通过这一概念的实践,法国民俗学已成为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领域内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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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熙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49-58
民国初年,官僚精英们将创设公园视为新政府改造北京的重要举措,为此研究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公园"公共性"的程度。实际上,旧日北京并不缺少休暇娱乐的场所,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北京市民的进香、游赏、节会三大类活动,都带有休闲与欣赏的性质,地点往往在寺庙中或在其附近,时间上全年不绝。这些以寺庙为地标的公共空间,总与特定时间相系,因其喧嚣繁华或亲近山水的品质而获得美学价值。但锐意创建新公园的官僚与知识分子"遗忘"了它们的存在,深层原因是他们头脑中的西方时间体系、工业革命时代的城市理想,以及现代社会中身体控制的理念。新的星期工作制冲击传统岁时体系,因岁时而获得意义的传统公共空间于是被遗忘。《清明上河图》中繁华喧闹的城市审美观被规则化、技术化的现代城市观所取代,休暇不是为了亲近自然,而是为了促进健康、管理身体,所以旧日休暇场所都不再具有审美价值。而破除迷信的思潮,更使得寺庙作为景观被去神圣化而"死亡"。传统民俗发生断裂,社会主体与知识精英脱节、底层生活方式与国家理想脱节,禁苑成为公园,实质上反映了现代城市观念与几乎所有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对立,公园因而未能真正成为底层民众的公共空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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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熙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2):75-82
明清之际,北京城市民俗在外在形式上虽然没有太大变化,但民俗承担者及其传承动机却大有不同。从585通北京内城碑刻来看,进入18世纪以后,北京内城不仅出现了立碑高峰,而且修庙立碑的主体也由明代的官员太监、清前期的汉族官员转为了普通市民,且碑阴题名中第一次出现了行会与商号的名称,具有自治色彩的民间组织层出不穷,女性组织开始出现,反映出社会转型的事实。如关帝圣诞、丫髻山进香等民俗活动虽与明代一脉相承,但民俗传承的主体与动因都发生了根本转变。这表明,将民俗作为资源而加以改造利用的行为,不仅存在于现代社会。碑刻资料有助于我们深入民俗的表面形式,发现其内在机制。 相似文献
5.
鞠熙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69-76
在讨论近几十年来中国民俗的传承与变迁路径时,民俗学者的解释主要可以归纳为适应论、复兴/延续论与革命论三种。这三种理论均从民俗事象和历时变化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但无法解释互联网时代的"新民俗"符合明清时期"旧传统"的现象。在这种二维分析框架之外,使用结构分析的新方法,发现互联网经济中的DT模式与北京旧日会馆、"大众点评网"与《帝都岁时纪胜》中的"皇都品汇"在内在机制上一致,都是基于高度分工与消费社会的城市日常生活方式在文化上的表现。这种现象不是某一种民俗事象的适应、复兴/延续或革命,而是民俗自愈机制在压力解除后的自然选择,导致内在机制一致的不同民俗事象反复出现。这就是民俗传承变迁路径的第四种解释——自愈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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