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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民族传统文化保存较好,旅游资源丰富,在乡村旅游方面有较大的潜力和优势。近年来,随着旅游的发展,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出现了环境污染、经济效益、利益分配、文化保护等一系列问题。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应坚持社区生态旅游,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应在保护生态环境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同时旅游的发展应注重社区的权益,为当地脱贫解困,提高人们生活服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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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端波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30(11)
清水江苗族社会是建立在"家"及其姻亲网络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明清时期清水江木材贸易和市场的兴起,为清水江流域带来了白银货币和市场体系,然而,苗人的社会结群逻辑并没有货币主义化或者市场化。清水江苗人的世系、鼓社、尤其是婚姻一直主导其社会。婚姻是清水江苗人联盟和交换的基本原则,在鼓社内部不能通婚,鼓社与鼓社之间构成了一个给妻者与讨妻者的姻亲网络。苗人对于姻亲网络相当重视,即维系固有的婚姻圈,对于跨越者实现集体排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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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和家族组织是侗族传统社会重要的社会组织,在侗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款"和家族组织尽管性质不同,一个是地缘组织,一个是血缘组织。然而两者在侗族传统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相同的组织形式和功能,两者均是为了维持侗族社会的内部秩序,整合内部资源,并调解与外部的关系。家族组织是"款"的组成部分,"款"是若干个家族组织的联合。"款"组织有助于调解家族与家族之间矛盾和冲突,以及联合各家族解决家族所不能解决的事情。"款"的基础是家族组织,"款"只有通过这一血缘组织,才能调动最底层的民众,并使其"款约"真正在社会被实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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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山苗族"立房"的过程和仪式即是一次"家"的生命打造过程.苗族房屋的"物"的空间,通过性别和社会分类系统,表达了苗人的宇宙观与秩序体系,塑造行为主体对人与家的认知,体现社会的再生产.把丢苗寨是明代入黔屯军顾成后裔,作为军屯后裔顾氏的一支,因进入苗疆腹地而"苗化"",汉父苗母"性别观表达在"家屋"文化空间之中.苗族"家屋"文化逻辑反映了苗族"人观"与社会分类体系,展现了汉族入黔的"苗化"现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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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教育面临较大的挑战.贵州民族地区集中办学不仅导致贫困农村学校的缺失,并加重了学生上学、家庭教育开支的负担,许多儿童从学校流失.学校是嵌合在社会之中的,而现代化教育模式与民族地区农村的脱嵌,形成“学校-社区”二元对立模式,学校成为孤立于社区之外的教育机构.民族地区学校之所教与学生之所需不符,学生对外来学校的不适应导致心理排斥.民族地区教育新模式应从社会发展的视野,构建与社会一体化的学校,将学生真正纳入教育体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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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古歌中流传有大量的"年历歌"、"年节歌"等关于时间、历法的古歌,但这些古歌并非只是记载了苗族的时间和季节,而是将他们的社会网络与过节顺序联系在一起。苗族过节的日期往往是按宗族、姻亲网络分批过节的,这不同汉人社会;苗族的分批过节在于其时间与社会构成逻辑的统一,苗族的社会网络及其组织逻辑决定了苗族的时间观和历法体系,而不是相反。不同地域的苗族因社会组成的基础不同,其节日安排也有区别,如在重视婚姻圈的清水江流域,其节日安排顺序一般以姻亲网络和亲属关系的秩序进行安排;而以宗族为标识的黔中苗族往往根据血缘家族安排节日顺序。苗族的"抢季节"古歌以议榔的形式安排各村寨过节的秩序,体现了苗族"时间"、"历法"与"社会网络"的紧密结合,即以时间历法体制来展示和表现苗族的社会制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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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端波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2)
苗族口传经典中有关于苗族祖居地的情况、苗族迁徙的缘由及其迁徙的历程。作为无文字的苗族并非是没有历史的民族,作为经典叙事的苗族古歌不仅是苗族的信息系统,而且是苗族民族认同和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并影响社会的构成。根据不同区域苗族古歌关于祖居地和迁徙历程的叙述,可以得知苗族在远古时期就是中国南方一个分布范围较大的族群,至少东起洞庭湖西部河流的下游,西到古巴蜀的南部山地,也就是长江上游中游的交界地带。历史上的苗族因不同原因,都有一个从河流的下游向上游的云贵高地迁徙的过程;尽管因迁入不同的生态环境,苗族内部差异增大,但其社会的深层结构仍有相似之处,即各族群对于死后灵魂回归祖居地及其祖先的迁徙历程十分重视,这也是各方言区各支系苗族古歌的核心内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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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柳江流域侗族村寨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和同质性,即侗族的家庭、家族和开寨始祖崇拜整合于同一村寨内部,以姓氏符号构成村寨来源的同一性;并在“破姓开亲”的婚姻制度下,将婚姻圈限制在具有同一姓氏符号的村寨内部,同姓又同婚。南部侗族村寨社会关系的高度同一性,表现在村寨空间结构上就是强化以“公”为中心的集体空间,如萨坛、鼓楼为中心的“寨心崇拜”和寨门、花桥、古树为标志的村寨边界,强化侗人社会的内外之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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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端波 《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0(4):28-31
户籍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权渗入底层民众生活的重要制度,是国家最基本的社会控制制度。唐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由身份等级制控制向财富控制转化。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不仅有利于农民身份地位的提高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土地资源配置的优化、赋役征收的合理化及乡村社会控制的转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制度需求,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是当时社会转型的制度需求,并有利地推动了社会转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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