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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彪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93-100
《碛砂藏》是宋、元时期平江府延圣院僧人主持刊刻的一部大藏经,要完成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除了延圣院的出家人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之外,宋元时期民间人士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该版大藏经刊刻记中出现了宋代平江府及其周边地区各色人等的身影,既有地位崇高的官员,也有普通的乡村民众、城市市民,还有不少是出家人。他们之所以捐资雕刻佛教经典,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发自内心的虔诚的佛教信仰。然而,《碛砂藏》的宋人题记除了追荐祖先这一主题之外,实际上更重要的涉及捐助者的现实利益,绝大多数题记都在祈求神灵庇佑自身及家庭成员,即便是为亲属的亡灵祈祷,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在世者的安宁吉祥。由此可知宋人的佛教信仰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色彩。不可否认,这种题记的内涵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高度吻合的,是宋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宋代基层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面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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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彪 《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1)
对于道教玄妙而深奥的理论,宋人可能知之甚少,甚或完全无知,但他们却非常熟悉道教的各种外在仪式。随着道士和信奉道教之人大量渗透到民间,普通百姓不仅接触且逐渐接受了道教神秘而诡异的各种道术。在宋代,供奉道教神像的现象并不罕见,人们生老病死的过程似乎都有道教的踪影。在很多宋人心目中,道术有着无比神奇的力量,不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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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彪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宋朝在中国古代家族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的时代。诸多士大夫不懈努力,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并发展了传统社会的家族理念,形成了有着宋代特色的关于宗族的系统论述,而且,很多士大夫身体力行,逐渐完善了这套宗族理论。相州韩琦家族就有寻找祖先的曲折历程。韩琦本人较为详尽地记述了他找到祖先墓地的种种经历,构建了系统而完整的相州韩氏家族的谱系。毫无疑问,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录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不仅于韩氏家族本身,对宋代历史的研究也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不过,韩琦叙述家族历史的文字颇为模糊,需要认真解读,才可寻绎到历史的踪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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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彪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53-61
戒坛是剃度出家人的场所,也是佛教寺院的重要附属设施。在宋代,政府严格控制佛教戒坛的创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的戒坛逐渐增加,但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记载的戒坛数量,似乎都是不准确的。资料显示,在宋代,戒坛的设置有一套完整的规则,应该是在政府的严格监控下进行的。在佛教较为发达的区域,戒坛大体上应该是以州级行政机构为基本标准设置的,而在佛教相对不那么普及的地区,大体上应该是若干个州设立一座戒坛,供该地区僧尼、沙弥剃度之用。一年一度的剃度仪式隆重而庄严,充分体现了这一活动所具有的宗教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宋朝政府将出家人的剃度仪式与各级政府庆贺皇帝生日的活动巧妙地融为一体,这就将宗教活动与世俗庆典结合了起来,使受戒活动更显隆重,也使戒坛成为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场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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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彪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4(3):322-327
宋代是中国古代新型宗族体系得以确立的最重要时期,此后的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唐以前社会基层权力体系的崩溃,宋代必须要在原有制度基础之上拓展新的路径,否则难以适应经济基础已然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环境。宋儒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逐步解决了新型宗族组织的理论问题,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而又具有规范意义的模式,这些理念随着元朝以后儒学地位的崇高而愈益得到民间的认同,使祠堂等设施得以普遍化,祠堂成为民间极其普遍的家族活动场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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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彪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94-102
宋代的商业民俗丰富多彩 ,各个行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营方式和习俗。以城市餐饮业为例 ,店铺多以姓氏冠名 ,且多数商店都将经营内容写入“店标”。京城中规模较大的酒楼 ,一般要用新奇的建筑和装潢设计、特殊的灯光效果以及浓妆妓女吸引“高贵”的顾客 ,数量众多的各类中小型餐馆遍布大街小巷 ,经营南北各地风味的饮食 ,满足普通城市居民的日常需要。在这些消费场所 ,除了顾客 ,还有“闲汉”、“厮波”、妓女、小贩各色人等往来穿梭 ,他们或乞食 ,或替客人斟酒 ,或为客人烧香祈福 ,或卖唱 ,或兜售商品 ,成为这些场所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茶肆则一般都供奉茶圣陆羽神像 ,许多还张挂名人字画 ,摆上奇花异木 ,但消费层次和功能则是五花八门 ,有的单纯卖茶 ,有的兼卖酒食 ,三教九流各阶层人士往来其间 ,或下棋、听书 ,或饮茶、聊天 ,或学习乐器 ,各得其所。所有这些 ,相沿不辍 ,形成有宋一代城市餐饮业的民俗世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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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彪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郭景脩是北宋中后期的一名中下级武官,在历史上只能算是个小人物,正史中几乎不见踪影。可是今天能读到的他的墓志铭却有六千余字,其长度,可与正史中少数最著名的人物传记相提并论。可惜迄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仔细研读墓志铭,可知,郭景脩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少时的理想是通过科举直接担任文官,可因缘际会,他的仕途却是从武举开始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做武官。他供职于北宋的边防机构,从最低级别的武官开始,经过不懈努力,成为主管民政的州级行政长官。与历史上某些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大人物相比,他显然没有很高的才能,他的业绩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成功地经营了阶州(甘肃武都),使当地羌人归顺了宋廷。但是,他的一生,却是北宋中下层武官,特别是从事边防事业的中下层武官的缩影。从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吐蕃、西夏王朝之间的复杂关系,看到北宋重文轻武国策的深远影响,这些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大历史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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