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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玻尔原子模型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本文通过考察尼耳斯·玻尔在1913年之前的思想发展,以及他提出原子模型的过程,试图回答如下问题:玻尔为什么从金属电子论的研究突然转向了原子模型的研究?他是如何在原子结构与光谱线之间建立不可分割关系的?他的原子模型在哪些方面突破了经典物理学?更进一步,科学家如何解决一个公认的科学理论所遇到的问题?一个人如何才能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通过梳理对玻尔建立原子模型过程的不同解读,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初步答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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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由他划时代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产生出来的"范式"和"范式转换"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一方面,库恩自认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不可通约性",但这一点遭到多方非议。另一方面,当他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强纲领的思想先驱时,他却拒绝承认SSK的主张;他在学术上的同路人少得可怜,与他在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完全不成比例。库恩从登上学术舞台开始,就遭到不同程度的误解,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矛盾的库恩形象,他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影响他的思想形成的几大事件,从"误解"与"被误解"的角度来阐释库恩的心路历程。我们的目的不是"去魅",更不想树立新的偶像,而是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库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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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考察科学史与社会、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德国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历史上,德国曹一度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许多适应环境变化的制度创新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创建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传统、建立专门从事研究的机构、首创同行评议制度、到采纳“大科学”研究模式等等,无不渗透着科学决策者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本文从德国近两百年的科学发展史中,抽取出几个片段,试图说明制度创新在德国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它们是如何与各种内外因素纠缠在一起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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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诞辰150周年。普朗克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1900年,他为了克服经典物理学对黑体辐射现象解释的困境,首次提出了"量子"概念。尽管这是普朗克的万般无奈之举,但由于这一概念的创立,普朗克实际上成了"现代物理学发展的精神之父"(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之语)。普朗克长期服务于德国科学机构,当德国科学处于鼎盛之时,他为之助益;当德国科学衰败之时,他则奋力挽救所能挽救的一切。正是因为他处心积虑为德国科学保存了实力,使得德国科学在经受纳粹的蹂躏之后,能得到迅速恢复。由于他的正直、他的成就和他所处时代的政治不确定性,让他成为一种德国现象。他是继戈特利布·莱布尼兹(Gottlieb Leibniz)、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之后,德国科学的象征。他是一个爱国者,同时又承认国际合作的绝对必要性。他的身上体现了时代所赋予的复杂性。近年来有不少关于普朗克的研究心得问世。尤其是关于他在纳粹时期的表现,学界争论此较多。这期普朗克专题除了一篇导读性的文章外,还特地选译了两篇可以作为普朗克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一篇是重新评价普朗克在纳粹时期表现的文章。尽管学界对此看法还存有争议,但由此可以窥见一斑。另一篇文章依据史实,对普朗克在"量子"概念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客观分析,驳斥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我们谨以此专题作为对普朗克诞辰150周年的纪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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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事件”是20世纪美国的最大冤案之一。这里面既涉及到政治斗争,也与个人恩怨有关,更与冷战、麦卡锡主义脱不了干系。本文分析了导致“奥本海默事件”的各种因素,揭示了一些貌似公正的程序下面之所以隐藏不公正的原因。科学家的良知与政治家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科学家的性格与命运之间关系复杂;奥本海默事件是一出不该出现的悲剧。人类应该从中吸取更多的教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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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尔塞尔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不能不提到的名字。与他相连的"齐尔塞尔论题"既引人深思,又常引发争议。齐尔塞尔声称,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高级工匠与学者之间的互动,而近代早期科学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兴起的。本文从现有资料出发,介绍了齐尔塞尔作为边缘人的独特经历,分析了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大计划之特例的"齐尔塞尔论题"的来龙去脉,以及与李约瑟及"李约瑟难题"之间的关系,最后指出了其可能的缺陷及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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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科技强国之路并不平坦,在此过程中有许多因素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不间断的体制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科学从创立之初,一直受惠于体制创新。差不多每隔百年,德国的科研体制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其间,1810年柏林大学的建立,1887年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的成立,1911年威廉皇帝学会的建立以及二战后作为威廉皇帝学会后继者的马普学会的扩张,其他三大"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弗劳思霍夫学会、亥姆霍兹学会和莱布尼兹学会)各司其职,以及20世纪末以来开展的"卓越战略",都是标志性的事件。除天时地利外,德国科学家和科学政策制定者的忧患意识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当处于落后地位时,虚心向比自己发达的国家学习;而当处于领先地位时,又未雨绸缪,克服内外压力,精益求精从不满足,这才使得德国的科研体制永葆活力,长盛不衰。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