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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政策制定是政策创新的重要方向。但以往研究多关注参与者、民主决策方式等“去政府化”情景。文章基于海关总署在全国推广的自贸区制度创新案例，研究在“有为政府”情境下参与式政策创新的深化过程。文章提出：(1)在中国的“有为政府”情境下，仅仅通过开放共治环境，并不会实现参与式政策制定的纵向深化，治理链嵌入才是参与式政策创新实现纵向深化的直接动因；(2)治理链嵌入是市场主体向治理主体嵌入的过程，通过目标和行为嵌入，政策创新的参与者间合作更加紧密，不同主体的专业优势有效发挥，促进了参与式政策创新的纵向深化；(3)市场主体通过治理链嵌入促进政策创新，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创新的政策内生过程，通过提升政策供给的精准性，从而实现外部政策与企业战略之间的相互赋能。文章对于参与式政策制定的理论和“有为政府”情境下参与式政策创新的实践都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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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创新领域的研究中企业、政府和制度环境相对独立。然而,随着中国政府“放、管、服”和基层服务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企业能够以社会网络关系为载体,依托与政府和业务关联企业的强联系和弱联系实现网络性互动,从而改善制度环境,实现创新绩效。在复杂制度环境下打破企业与政府的角色锁定成了创新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对自贸试验区海关通关改革案例的演化分析,研究了监管的企业嵌入过程,研究发现：（1）企业可以通过专业性和业务契合嵌入到监管规则的制定和监管的实施过程;（2）监管的企业嵌入式创新机制能够在专业性和治理成本等方面有效提升监管的创新效率;（3）相对监管的智能化创新,监管的企业嵌入式创新更符合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研究为监管的企业嵌入式创新机制提供了前沿范本,对于中国情景下合作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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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政府如何通过数字治理介入市场”的问题，探讨政府通过数字治理介入市场并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合作的作用机理。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以大连数字港口建设过程中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新模式的演化作为案例，访谈案例所涉及的部门，按照“目标－行动－结果”的路径对访谈数据进行提炼，分析得出结论：数字治理是服务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管理理论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府主动介入市场、驱动产业合作和模式创新的治理工具，是一个与政府、与市场双向双重嵌入的具象实践；市场主体可以通过嵌入到数字治理的技术权威性来实现对治理边界的跨越，将政府的数字治理作为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能力。为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探索数字治理驱动下的产业创新发展路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主体需求对数字政府建设的积极作用，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深度融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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